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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臣书生，不知兵事，理应不言兵事。然今日奉诏将使金国，为军国之事奔走，自当勉力言兵。若言有不当，还请陛下恕之。”

    今天是武好文去崇政殿辞陛的日子。他现在是鸿胪少卿兼驻大同府特命全权公使了！而且还领受了卖国求荣的秘密使命！

    在开封府的这几日，他也听说了凤鸣代表章理提出的“四方灭金策”——大宋国在军事上虽然进步了许多，但是朝廷照样是个漏风的筛子。根本没有保密这回事儿！如果是大周国要灭金，一定不会在决策未定的时候，就搞得尽人皆知了。

    虽然知道了“四方灭金策”，但是武好文仍然不该卖国苟且的初衷。

    “武卿乃朕之心腹，有话但言无妨。”

    “谢陛下。”武好文行了一礼，“臣以为求人不如求己。如果朝廷欲平灭金国，也不须假力凉、周、西辽。此三者与大宋皆非一心！而我大宋又广有万里，拥亿万生民，国用充足，堪称丰亨豫大，敢战善战之士，亦不计其数。若财能尽其用，士能尽其力，北方蛮夷之邦，又何足挂齿？便是吞周灭凉，也不是做不到的。

    如果财不能养战士，士不能卫国家。万里之国，亿万生民，不能凝聚一体。国家的安危便系与各方平衡均势。这四方灭金之策，就是要打破各方平衡之局。此乃国之重事，请陛下三思。”

    这话……似乎有点过时了！

    但确实是稳妥之言，如果早个十几年，武好文刚刚入仕的时候，是绝对说不出来的。

    而如今他也算是官场蹉跎多年，又因为武好古被投闲置散，有的是时间研究新旧学问。

    他能够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一甲，智商肯定是不低的。而且年纪也不大，官场阅历倒是累积了不少。看问题自然比较透彻，而且又有了周国这个参照物。当然可以看出大宋国富兵弱的原因了。

    但是看出了原因，不等于能改变什么！

    因为改变，特别是翻天覆地一般的改变，通常意味着巨大的震荡。

    “何为财能尽其用，士能尽其力？”赵佶问。

    “如周国。”武好文回答，“周国以土养士，以商富国，以养士强兵，以强兵护卫工商，使工商、强兵与国家一体。此乃周之根本！而我大宋，自有国情不同，不可行暴周之法，否则必然天下大乱……”

    “不能行暴周之法吗？”赵佶皱眉道，“可是现在有不少士子都羡慕周国的富强，认为周国的富国强兵之法是可行的。武卿，你怎么看？”

    周国当然是让人羡慕的国家。国盛、民富、兵强！传统的儒生士大夫虽然看不上，但是一部分受了新学影响到士子，却想以周为师。

    哪怕在正经科举出身的低级文官中，想以周为师，变法强国的人都不少。

    “变祖宗之法当慎之又慎！”武好文说，“周国乃草创初兴之国，又取地燕辽，而非在中原建立基业。犹如白纸一张，可尽情发挥。而我大宋，一百数十年家国，又上乘五季隋唐，种种制度，绝非一日而成，乃是数百年积淀而来。不可暴易，否则国将不国！”

    “何法不可暴易？”赵佶又问。

    “诸般法度之中，以土地之法为根本，最不可易！”武好文说，“周之暴，在于以土地养武士。周举国之地，凡九千万亩之数，其中八千余万亩，皆养骑士、府兵。有骑士庄园、府兵田庄二十多万处。都是官授职田，不可分割。

    一国之财，终是土地为本。周国以国家财富的七八成之数养武士，其国如何不强？其民如何不暴？土地尽予武士，国用只得出于工商，其国如何不重视工商？所以周法的根本在于土地！而我朝能将天下田土九成之数，尽赐带甲之士吗？

    若能，数年可得百万壮士，平金灭周，不在话下！

    若不能，又何以法效暴周？”

    武好文没有说错，武好古搞得那一套强兵之法，究其根本，就是用一国财富的大部分养武士了。

    虽然宋朝的税收大部分也用于养兵，但是税收本身占一国财富的比例是根低的。

    后世的强国税收可以达到GDP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是宋朝没有这样的收税能力，真正能收到官府手中的，能有几个百分点就不错了——官府收到几个百分点，经手的官吏至少还得捞上相同的数目，而且许多士绅豪商又有的是办法逃税，所以寻常百姓的税赋压力是很大的，没有多少增收的空间了……

    而反观周国，并不是用税收养兵，而是用土地养兵，直接把一国绝大部分的农田草场分给了军事公民。虽然表面上看，周国的军费开支不多，但是一国大部分的GDP，实际上都用来养兵了。二十多万周国的骑士、府兵所得到的收入，当然远远超过宋朝的将士了。

    收入有了保证，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当然也有了保证。最重要的是，那些军事公民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国家大部分的财富都是他们的，他们不是主人谁是主人?元首武好古要完蛋了，他们也得跟着变穷光蛋，家里的老婆孩子都得饿死。

    因此到了存亡之时，这帮军事公民是要拼命的。而且老子死了还有儿子，哥哥死了还有弟弟，甚至老人妇女都有可能上战场……所以周军就是不可战胜的军队！

    而大宋，虽然有了不少新式军官，但是普通的士兵和基层军官太穷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拼命保卫的财产，所以遇上真正的强敌一定会出毛病的。

    赵佶叹了口气：“我朝也养士一百数十年，只可惜所养之士，皆不能持戈而战……”

    “陛下，”武好文道，“我朝所养之士是用于安内的。暴周所养之士是用于攘外的。所以家兄虽开数千里之国，却不敢为帝图皇，还要打着天下为公的招牌。原因就在于此！”

    武好古的“天下为公”，不是说为亿万劳苦大众谋福利，而是为几十万公民谋利益。而这几十万公民中的大部分又是军事公民，所以大周是和军事公民在共天下。统治者必须不断满足军事公民对土地的需求，国家才能平稳向前。

    因此从长远看，大周共和国是一个极具扩张性的国家，每一代的元首，都必须进行一番军事扩张，以便为新增的军事公民争取土地。

    但是天下间的土地总是有限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土地更加有限，而人们占有土地的欲望，总会比土地更多……

    另外，保持军事公民和工商公民之间平衡，以及共和国上层豪门和基层军事公民之间的平衡。说起来就不简单，做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秦、汉、隋、唐四个大一统王朝，多多少少都有点军功爵，也就是靠军事地主从军卫国的路线。但是这套路线都因为找不到那种既富又弱的扩张对象，而走到了末路。

    而赵宋的路线，则是干脆放弃扩张，专心安内。因此大宋的土地和兵役是脱钩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掌握广大乡村土地的不是军事地主，而是诗礼传家的士大夫地主。他们以科举考试，而不是军功作为保持和提升门第的手段。

    当然了，士大夫地主也不排斥工商，兼营商业、手工业的地主大有人在。他们和周国军事地主的区别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土地私有，主要通过买卖获取（买卖是否公平是另一回事）；二是以科举为主要的上升通道，以做官为最优的敛财手段。

    也就是说，宋国的士大夫获取土地靠买，周国的军事公民获取土地靠封；宋国的士大夫聚敛钱财主要靠贪，周国的军事公民则主要靠抢——呃，都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依靠贪污的士大夫对皇帝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历史上的宋、明、清三朝，被手底下人从宝座上揪下去的皇帝也的确没几个。而之前的朝代，那可就是各种篡位，各种谋逆，皇帝这门职业真是太危险了……

    赵佶现在也明白这些门道了，他叹了口气：“行祖宗之法，一百数十年矣，岂是说改就改的？而且上上下下，皆是士大夫……国家不依靠他们，还能依靠谁？”

    “陛下圣明。”武好文道，“朝廷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武夫公民治天下。若弃士大夫，则无大宋天下矣。”

    所谓“弃”士大夫，就是停止科举，重分土地！

    大宋的人口至少是大周的八倍，土地（耕地）至少是大周的五倍。如果分土地，行军功，废科举。百万壮士也是可得的！有百万授田之军，平金灭周，不在话下。

    可问题是大宋靠什么去进行这种烈度的改革？

    赵佶一叹：“武卿，朕已经知道了……所以朕自有主张，不会被书生狂言所左右，你尽管放手去和金国谈判，哪怕百万岁币，也可以许给金人。”

    武好文长揖一礼，“陛下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