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 作者:杨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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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从意见箱中拿出好几页纸，邀功功似地交给了王经理。

    难道真有知情者举报，这让我很为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闹事者”担心。

    418。

    我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樱之厂，大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面前，出卖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很多中国员工，在要求别人协助的时候，并不是坦诚自己要求协助的理由，而是要反复强调：“这是日本人说的。”虽然我为说这些话的人悲哀，但这句话却是屡试不爽的。

    比如有一次我们人事部预定好的会议室被别的部门抢占了，大家愤愤不平，立刻有人厉声训斥：“吵什么吵，没见到里面都是日本人吗？”

    当然，为了害怕惊动里面的日本人，他的声音很轻，但就这一句话，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群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很累，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压抑。

    在车间里，我这样的年龄己算大龄，但在办公室，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后都二十初头了，所以我的年龄并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超过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最活泼好动的时候。可上班时，我们不能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大声说话，不可随便发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们脚步匆匆，似乎一个比一个忙。

    我每天都要把几十甚至近百个新入职员工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把离职人员的资料从在职名单中删除。在这样的工作重压下，我的仓颉打字速度突飞猛进，半个月后，每分钟就可以打到近50个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王经理得知，连他都对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仓颉打得这么快。”

    王经理虽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温和，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这可不象大陆同事，很多大陆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长、组长的，在下属面前也喜欢打官腔。

    可惜王经理并不太管事，相本副总经理这段时间很少在办公室，据说有人把“樱之”厂告到了劳动局。他会说简单的汉语，但若要表达更深刻的意思，必须有翻译。所以每天都在翻译的陪同下四处“打点”。所以，人事部的生杀大权主要还掌握在金自立的手中。

    据说金自立原是内地一家政府机关的秘书，因为郁郁不得志才一气之下来了深圳。在官场中混过的人，自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他把政府机关的那一套照搬照抄到公司里来了，对上级趋炎附势附势，对下属颐气指使，这让我越发对他厌恶了起来。

    更让我厌恶的是，他有一句经典台词：“跟个民工似的。”

    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反击他一句：“别以为你不是民工！”

    在很多人印象中，民工就是那种满脸灰尘、一身泥巴、说话高声大气的建筑工人形象。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民工“是指那些持农业户口而从事非农业生活的人。简而言之，只要是农村户口进城务工，便是“农民工”。

    不可否认，很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因为缺乏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只能从事一些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种工作环境通常都很差，甚至有人嫌他们穿成这样影响市容。但这些，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并不是他们的错！

    对民工的嘲讽与其说是看不起他们的农村户口，看不惯他们的“不文明”行为，倒不如说是看不起他们工作的“低贱”，这种“低贱”来自于他们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自于他们不修边幅的衣服，来自于他们低微的改入，来自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歧视。在这种歧视下，任何一个收入不高的人，就算不是农业户口，也很可能被称为“民工”。

    即便是城镇户口，只要没有大富大贵，在那些开奔驰、宝马的人眼中，同样也会说是“民工”！

    但他是上司，我只好将这话强咽了下去。

    419。

    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童工”事件后，我对他的厌恶简直达到了顶峰！

    “童工”事件发生得很突然。那天早上，我忽然接到苗先婷的电话：“快叫张声洋来普工招聘点，很多学生家长围在这儿。”

    但张声洋正刚被相本叫进办公室，我只好去找金自立，焦急地说：“苗先婷打电话说很多学生家长围在普工招聘点。”

    我以为他肯定比我还着急，没想到，他不慌不忙地说：“这点小事还找我？你们招聘组的人真没用！”

    我气得不行，害怕说出不该说的话来，赶紧退回自己的座位上。

    不一会儿，金自立却把我叫过去：“去找苗先婷要档案柜的锁匙，把半年前进厂的那批学生的档案全部找出来。”随后，他说了河南一所电子中专学校的名字。

    普工招聘点门口聚集十几个河南人，这些人有男有女，年纪都在三、四十岁，脸色红黑，衣着土气，有的还穿着黄绿色的解放鞋，个人是一别标准的中国农民形象。在他们身边，还有七、八个身材单薄的男孩女孩，这些男孩女孩神情茫然，要不是他还穿着樱之厂的工衣，我真怀疑他们有没有超过16岁。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家长们这次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来，就是因为这些孩子还没成年，外出打工纯粹是被学校骗来的！

    学生和家长们在门外，保安站一边看热闹，苗先婷一遍遍操着标准的河南口音警告她的老乡们：“快滚，再不滚我要报警了！”

    她的嗓子己经沙哑了，我忽然感到一丝悲哀，她难道一点都不同情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老乡们？

    我走到她身边，弱弱地说：“金主任让我来拿档案室的锁匙。”

    她气极败坏地：“张声洋呢？金自立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还不过来？叫他们快过来！”边说边把一串锁匙扔给我。

    我本想问她哪一把锁匙是开档案柜的，她早己转过脸去，又开始撵家长“快滚”了。

    我耳朵被这些争吵声震得生疼，赶紧逃回办公室。

    金自立听说家长们还在吵，似乎也着急起来，连声催促我：“快，先把那把学生的名单打一份，然后再打他们的档案找出来，这伙人怎么这么难缠？”

    打一份名单并不难，但档案并不属于我管理，我又不知道那一大串锁匙中哪一个是开档案柜的，不免有些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打开了，因为太紧张，衣袖不小心碰到一文件夹，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好几本文件平随即掉了下来。

    金自立没好气地说：“怎么笨手笨脚的？”

    我更加慌忙了，赶紧将两只衣袖捋上去，因为太急，在将文件夹重新放进档案柜时，一不小心，胳膊竟然被文件柜的棱角重重碰了一下。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胳膊竟然被文件柜剜掉了一小块肉，血顿时如泉水涌了出来。我害怕被金自立看到更加责怪我，赶紧将衣袖放下，很好地迹住了正在流的血，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在档案柜里寻找。还好，总算在一个文件夹中找到了，总共有六十六份档案。

    金自立不知从哪里也拿出一叠文件，招呼我道：“快跟我去招聘点。”

    我只好忍住胳脯上的疼痛，抱着那个大大的文件夹，快步跟在他身后。

    420。

    走出办公室，我才明白金自立着急的原因。只见厂区不时有员工向普工招聘点走去。这些员工虽然穿着工衣，但身材明显比成年人小了一圈，明显的“童工”。很快，普工招聘点聚了三、四十个这样的童工。似乎生活区方向，也有十几个类似的“童工”在向这边张望。

    门外的家长很快认出了自己的孩子，“童工”们也纷纷涌到电动门前，哭着喊着要保安打开门。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保安当然不会开门的，保安主任还不停地劝阻他们：“没有外出单，上班时间不得外了，否则要开除处理！”

    要是以前，这招肯定管用，但现在，“童工”们急着想见到亲人，这些恐吓再不起任何作用了。

    保安主任征询金自立的意见：“怎么办？”

    金自立冷笑一声：“由他们去吧，有事我负全责！”

    有了他这句话，保安们不再阻拦。胆大的“童工”翻过电动门，投入到家长的怀中。一时间，很多“童工”纷纷效仿，很快都翻过了电动门。

    门外很快哭闹成一团，听得人肝肠寸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家长边哭边将孩子的手举到电动门前，愤怒地质问我们站在门内的几个人：“我女儿才十四岁，你们丧不丧良心啊！”

    那是个女孩子，瘦小的身子裹在宽大的工衣里，显得空荡荡的。她的小手皮肤粗糙得吓人，十个手指头又红又肿。此时，她小小的身子蜷缩在爸爸怀里，注视我们的双眼盛满了恐惧。

    张声洋不知什么时候也赶了过来，满脸歉意地向门外的家长陪着笑脸：“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家长们更加愤怒了：“光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们要找你们老板说理！”边说边想跃过电动门涌进厂区。

    张声洋急了，劝了这个又劝那个：“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向上转达的。”但在愤怒的家长和学生面前，他这些话显得非常苍白无力。

    正闹得不可开交时，金自立使劲咳嗽了一声，威严地说：“这件事情，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望着他，连我也呆住了。在这个时候，应该把人心先安扶下来，他这样说，不是火上加油吗？

    果然，立刻有家长愤怒地冲他吼道：“和你们没有关系和谁有关系？我们的孩子在家里身体好好的，到你们厂里没半年就流鼻血、脱发，一个人瘦得不成人形了，还不是你们厂里毒气太大！”

    金自立淡淡地说：“那是他们体质本来就不好。要说毒气太大，这厂里一、两万工人，怎么都没事呢？”

    家长们当即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不要说一、两万人都没事，就算有事，这些远在河南的家长们又哪里知道呢？

    好半天，才有家长不服气地说：“你们使用‘童工’，是违反劳动法的，我要告你们！”

    421。

    金自立从我手中拿过文件夹，不紧不慢地拿出一份档案：“我也不想多说什么，这是其中一位学生的档案，你们看看吧。后面附有学校与你们统一签定的勤工助学合同，还有老师给我们的户籍证明。”

    一位家长接过看了一眼，当即叫起来：“这份户籍证明是伪造的！”

    金自立好脾气地笑笑：“对不起，这是学校的事情，我们又不是警察，是不是伪造我们查不出来的。”

    家长们相互望望，刚才的愤怒全部变成了沮丧。

    从他们的唉声叹气和金自立几个人的窃窃私语中，我了解到事情的大概。这些孩子清一色的农村学生，因为学费昂贵，他们上不起正规的学校。而所谓的职业中专正好钻了这个空子，以低学费及包分配为诱饵把他们吸收进学校，然后伪造户籍证明，以勤工助学的名义把他们骗出来打工。

    以前工厂对这种童工还不太敢用，但自从“民工荒”后，这些学生便供不应求了，反正户籍是由学校伪造的，童工报酬比成年工人更加廉价，出了事厂方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为了防止闹事，即便进的是同一个工厂，童工们也会被分配到不同车间。他们每个月最低也可以挣到四百元，高的可以拿到六百。但所有工资卡都事先被老师收了上去，名义上称是为学生存下半年的学费，实际上，所有的钱都流进了他们的钱包。

    今天这些家长之所以赶来，就是有孩子实在受不了没日没夜的加班，偷偷打电话告诉家长的。家长中正好有两位曾在东莞打过工的，便联合十几个同样境遇的家长过来了。

    现在，家长们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嫁到学校身上了，有一个家长竟然低头哈腰地问金自立：“孩子们身上都没钱，可不可以给他们结算工资？“

    金自立立刻变了脸：“绝对不行，上班时候不听劲阻强行外出，己经违犯厂规，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厂了，开除出厂是没有工资结算的！”

    家长们懊悔得连连跺脚。

    有的说：“到学校去，要他们退回学费！”

    有的则说：“算了，自认倒霉吧。”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陷入了沉默，不一会儿，就拉扯着孩子们走了。。

    这群人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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