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

    第 13 章

    这些士兵认识到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这使他们增添了战胜军阀军队的优势。如果他的军队情绪波动，他可以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任何临阵脱逃的军官，不论其级别如何，都会被立即枪决；如果一个军团的司令坚守阵地而战死沙场，而他周围的人退却的话，那么，该军团所有师长都要被处决。这条纪律同样也适用于下级部队。无疑，这种严厉的措施，鼓舞了革命斗志。

    然而，一开始就使蒋受到下级爱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开的场合，他也没有受到普遍的爱戴。他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按时发军饱，并且装备比其他部队要好。其他部队对他的歧视很不满意，但是，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几乎不需要严厉苛刻的纪律。同时，部队的条件也从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这是一支彻底的用政治武装起来的部队，每个军团都有国民党机构和党员，而且都受过军事训练，对其他军官具有绝对的权威。财务帐目也向每一个人公开，以杜绝敲榨勒索和贪污现象。

    虽然军阀的部队与革命军在数量上占10比1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习惯当地水土，但是，他们不团结，举止粗野，并且容易叛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壮大。

    同吴佩孚的军队之间进行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是攻打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战役，由于武昌城墙坚固，而敌军又困兽犹斗，所以，直到10月7日才攻下来。11月8日攻下南昌。

    不久，革命军的数量增加到26.4万人。由于纪律严明，他们深受爱戴，并且美名远扬。他们和军阀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每到一座城市便征用民房，强迫当地商人为军队负担2至3个月的费用，并擅自征用当地劳力，而北伐军则在庙字和公用建筑中宿营，交付生活费用，发给士兵军饷，并且不抓壮丁。

    9月16日，信奉基督教的总司令冯玉祥从蒙古和俄国回来，加入了讨伐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战斗。至1926年底，革命军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北伐的第二次高潮中，北伐军于1927年2月17日占领了蒋家乡的省城浙江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24日攻占南京。至此，革命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并且控制了华南和华中的10个省份。

    然而，那年春天，战斗停了下来，间歇了约一年，而其原因在于政治。大唐中文扫校

    蒋介石传第（由于受到美国的支持，他很有份量），还有被暗杀的左派领袖、财政部长廖仲恺的夫人。此外，还有宋庆龄的继子和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姓邓，他曾是蒋最信任的助手，后来转向激进的一方，不再忠于蒋了。他最后被蒋杀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东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反蒋决议。该决议谴责个人专权，却不指名道姓。执委会还召请汪精卫回国，并赞同国共合作。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带着满意和希望观察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进革命（这正是他们需要他做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机会将轮到中国共产党。的确，对于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国顾问和在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奢望。

    随着北伐的推进，政府仍留在广东显得不便。蒋要求迁都南昌，因为蒋介石的军队都驻扎在南昌。

    但大多数中央委员愿意留在武汉。

    在武汉，人们曾就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另外，共产党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业区武汉比在南昌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由于多数人主张迁都武汉，蒋作了让步，同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对这一决定又感到非常后悔。实际上，在政府迁至武汉之前，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就来到了武昌。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的联合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非共产党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有俄国人鲍罗廷，他在背后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

    在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新的委员会代表党和政府选举了它的领导机关。虽然该机构是临时性的、但从那以后，武汉成了反蒋中心。

    反蒋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蒋发现自己被描述成“军阀”或“独裁者”。很多地方挂着他的肖像，肖像的一边是希特勒，另一边是墨索里尼。

    蒋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在对立中让步。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武汉试图说服该委员会放弃敌对态度，但毫无进展。此时，广州政府已迁至武汉，从1927年1月1日起开始办公。

    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稳操胜券。一年来，他们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赢得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工业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这是他们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离开中国城市工人人数很少而农村却有成千上万农民的这一事实。起初，中共和俄共在面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办事的时候，受到了教条的束缚。

    但早在1926年，共产国际就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

    当然，毛是真正理解农民的，他也是一个组织天才。只有他能将那些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1925年至1926年，国民党曾让他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后来，他又在武汉担任了农民协会主席。他于1927年3月写了一篇报告，是在湖南省五个地区现场调查的结果，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力量和对农民的情感。他认为，农民运动象暴风骤雨，象狂飙，能将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统统扫进坟墓。

    然而在当时，问题的实质在于：共产党是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还是继续让国民党领导革命，只在国民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再前进时，共产党才取而代之。

    斯大林和他的使者叫他们不要走得太快（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总是鼓励他的中国同志与国民党断绝关系，走自己的路）。

    如果中共一味听从俄国人的话，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曾派美国人厄尔布劳德、法国人雅克·杜瓦特和德国人托马斯·曼来到中国。1927年初，这些人在广州和武汉发表鼓动性演说，其主题之上是促使外国军队哗变。

    这使在租界中的“洋鬼子”不再感到安全，他们的脚下开始“地震”了。与外国来的共产党相比，武汉政府几乎没有鼓动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示威者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该死的帝国主义”。政治压力开始了，“反革命分子”被强迫罚款，有的被处死。在汉口，有27家本国的银行被迫关闭。

    蒋没有卷入其中。他把中国的灾难无条件地归结为外国的掠夺，但他并没有断绝与其极端憎恨的外国人的联系。

    事实上，1926年8月20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他发表过一项宣言，表示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他们的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

    虽然蒋的部队在攻下汉口数月之后于1月3日发生了严重的反英事件，但在一般情况下，国民革命军在许多城市执行了这一命令。

    当第6军的部队3月24日进入南京时，对外国的机构进行了攻击和掠夺，蒋对此很恼火。在这些机构中，有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还有英、美、日的领事馆等，大约有12个外国人丧生。

    为了躲避士兵，也为了躲避外国舰艇报复的炮火，百姓们纷纷躲到城墙脚下。

    蒋来到现场，对第6军的第3师采取了无情的行动，缴了他们的诫，并处决了30一40人。

    后来据说共产党的政治委员插手了这一事件，（蒋写道）“他们希望挑动外国势力和革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正象吉勒麦兹所指出的那样，很难看出对外国租界的掠夺会给共产党带来什么好处，那很可能只是一次军队违纪事件。

    第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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