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船去中国 作者:肉书屋

    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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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丹燕

    内容简介：

    留学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件不遥远的事情了。

    《慢船去中国》就是陈丹燕讲给我们的一个有关留学的故事，浸y其中的有陈氏文字中一脉相承的有关上海的风花雪月。

    看小说虚构出来的比本色生活更加冲突和倾轧的细节，总是令人茫然，人类其实是很脆弱的动物啊，无论是r体还是精神上，有时候一点点小缺口，不当回事，说决堤就决堤了的。

    作者简介：

    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

    正文

    第一章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

    1989年十二月底的傍晚，有一家人，八个，相跟着走向红房子西餐馆。

    白天下了些雨，是上海冬天惯常下的那种不大不小的冻雨，这种雨一下起来，连绵不绝，可以十几天都不停。而这1989年的冬天，冻雨一天又一天，耐心地将整个城市都浇透了，到处都是无尽的y冷和潮湿。下午五点钟，天就开始晦暗下来。到了傍晚，早早就黑了，满天见不到一粒星星。在长乐路，陕西路交界的街角，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尽是在路灯下匆匆往家赶的人和车，行人们大多脸上带着点厌烦和抵触的样子，手里握着皱巴巴的湿伞，往家里走。

    陕西路上的人行道也很窄，除了法国梧桐占了的位置，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擦肩而过。行人们为了自己走得快，毫不在意自己撞到了别人的身体，拎包和别人牵在手里的小孩。小孩子告诉妈妈自己被那个人撞了脸，妈妈挑衅似地，冲着那人的背影尖声教育自己的孩子：“下次遇到这种人，就一脚踢过去！对这种人不要客气。”而那个撞了孩子的人，仍然连头都不回地走掉了。所以，当这家人停在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时候，人行道被他们挡住，于是，不停的有人粗鲁地撞着他们，或者擦着他们的身体穿过去，冲乱他们的队伍，有人嘴里不耐烦地埋怨他们挡住了路。而他们沉默着，既不生气，也不着急和退让，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速度，各自鱼贯而入。

    因为知道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廊小，所以先进去的人就往底楼的店堂里让。但是，他们并不象当时没有规矩的客人那样，自己在店堂里乱撞，而是等着跑堂的上来招呼。他们也不象有的集合好一起来吃馆子的人，彼此大声招呼，发出兴奋的声音。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门的时候，还是象生客人那样踉跄了一下。这红房子西餐馆，是从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汽车间改造过来的，不是正规的房子，所以，一进门就有两级往下走的台阶，只有常来这里的熟客人才知道一进门就得下楼梯，才不至于跌跌撞撞。他们还不能算是红房子西餐馆的熟客人。但他们还是很安静地进了门，最后进去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长着一张象多年紧锁的门那样尘封的脸。他背过手去，把餐馆两扇对开的木门在自己身后轻轻带上。

    红房子西餐馆的门，虽然是那种欧洲小餐馆式的镶玻璃门，但还算厚实，一旦关上，站满了人的门廊里突然一静。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奶酪和新鲜油炸食物的西餐馆气味便扑面而来。

    那窄小温暖的门廊里，还保留着过圣诞节时的饰物。墙上贴着用红绒纸剪出来的圣诞老人像，他又红又胖的脸上，贴着用白色晴纶棉做的胡子。他的头上，有一行老派英文花体字写的“圣诞快乐”。那时，有些初通英文的人在心里怀疑过，为什么不说happy　christas；　而说rry　christas。早年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人大多数都写这样的英文字，更早的时候，红房子西餐馆的菜单也是这样的字体。

    简妮站在爸爸旁边，望着墙上的字。对这样的字体，她一点也不陌生。爸爸也写这种字体的英文。简妮七岁时，爸爸就开始教她英文了。爸爸说，从前人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简妮来说，还要加上一个英文。学好了英文，将来回上海一定有用。他们用的是爷爷从上海给寄过来的《英文900句》，这个课本带着一张绿色的塑料唱片，可以跟着唱片里的人读课文，学习悠扬的英国口音。那时，她家已经从没有电的连部干打垒土房子，搬到了团部中学的宿舍。与兵团的连部最大的不同，对简妮来说，就是有电了，可以听唱机了。此刻，简妮的心里浮出了唱片里的声音：

    “howyou　do？

    howyou　do？

    gdet　you；

    gdet　you　too。”

    et　和you中间用了连音，第二句的开头，用的是第三声，象用声音在欠身。常常，他们一家在简妮不学英文的时候，也在唱机上放这张唱片，象听音乐一样。在简妮的印象里，春天常常刮着从戈壁上来的狂风，玻璃窗上飞沙走石，透过家里的白色尼龙窗幔，能看到外面细长的白杨树下，有人象骆驼那样顶着风慢慢走过去，大多数人都穿着军队那样的绿色制服，但他们不是军人，而是建设兵团的人。爸爸向简妮保证过，总有一天，简妮也会象姐姐范妮那样被他们设法送出新疆，永远不回来。

    那时，爸爸在所有的家具上都贴上写着英文名称的小纸片，他说，当年他和郎尼叔叔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小时候，他和郎尼叔叔的英文老师原先是个在上海住的荷兰人，后来，朗尼叔叔的老师是个留学英国的上海人。爸爸写的花体字，就是跟那个荷兰人学的。只是他写得不如墙上的那么花哨。

    爸爸是阿克苏的团部中学的英文老师，还兼做音乐和美术老师。他在中学里算得上是个倜傥的人，但到了上海以后，他一下子就显出了苍老和局促，还有一股走南闯北的泼辣气。如今，简妮想象不出爸爸年轻的时候，将头发用吹风吹出一个飞机头，穿着有铜拷钮的小包裤，那还是乃乃没有失踪以前从香港寄回来的裤子。在腋下夹着一张比利翁乐队的舞曲唱片，在上海招摇过市，是什么样子。那时候，象爸爸这样因为家庭成分问题，高中毕业后无法考上大学的孩子，喜欢将自己打扮成这种上海小阿飞的样子，悄悄混在一起跳舞。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种所谓的“黑灯舞会”上认识的。爸爸曾经学过当时妈妈走路的样子，她将手肘卡在身体的两侧，迈着妖娆急促的小步子，象四十年代美国电影里的女人那样摇晃身体。爸爸学得那样煞有介事，将妈妈和简妮笑倒在新疆家里自制的沙发上。那只沙发，是爸爸用两口伙房烧漏了的大铁锅和旧海绵做成的。是当时整个阿克苏地区最时髦的沙发。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简妮记住了“sofa　chair”这个词。

    这红房子西餐馆对简妮来说，虽然是第一次进来，可是真的也不陌生。不光是因为墙上的英文字，更多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小时候，上海的故事常常是简妮睡前的主要故事之一。在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里，红房子西餐馆，蓝棠皮鞋店，哈尔滨食品厂的咸起司酥，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的舞曲，衡山路上两边的高大法国梧桐，都是如此的亲切。爸爸和妈妈，常常一同挤在简妮的小床上，轻轻地说着上海的琐事，陪简妮睡着。漫长的新疆的冬天，室内总有一点没烧尽的煤散发着的淡淡毒气，大雪压裂了房顶的什么地方，能听到雪水滴落的声音，令人昏昏欲睡。但这却是简妮在记忆里中甜蜜的时刻。那时，他们也说到过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那两级突然向下的台阶。所以，刚才简妮在门厅那里一脚踏空的时候，简直就象跌回到自己梦里的地方。只是她的脸上不动声色，她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激动，她就象姐姐范妮一样的正常。

    在红房子西餐馆窄门廊的一端，是用玻璃隔开的糕点间，里面摆着红房子自家做的面包，蛋糕和西式小点心，奶油和奶白蛋糕被切成小小的长方块，上面裱着粉红色的奶白做的玫瑰花。这些蛋糕和点心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全上海只有在这个糕点间里，能够买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块黄油。那一小片黄油用厚锡纸漂亮地包着，让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体贴和照顾。透过糕点间的玻璃，可以看到长乐路陕西路口的灯光和车子。

    陕西路和长乐路，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一点点巴洛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一看和欧洲一百年左右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有的花园里，还留着当年洋房主人种的丁香和紫藤，那两样都是欧洲人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的植物，只是现在即使它们还开花，也都是又小又瘦的花朵了。这两种房子，在当年租界时代都算不错，现在当然都旧了，里面都挤着住了不少人家，卧室，客厅，书房，都住了不同的人家。底楼的厨房变成了公用的，满墙都是一条条的油污，连电灯绳都因为油污的附着而变得疙疙瘩瘩的，空气潮湿的时候，摸上去是粘搭搭的。当年修马路时埋下的下水道系统，早已经用旧，而且失修，或者说当时法国人的设计就不好，四十年代时，这条街上就发过大水。现在还是用原来的下水系统，雨水一大，街上就积水，黑色的污水里散发出下水道和垃圾箱里的腐臭。等水慢慢褪去，墙脚上就留下一道道污水黑黑白白的痕迹。

    当年，法国租界筑路，只能一来一往，过两辆车。现在人和车都多了，这两条窄小的马路上便堵满了车子和行人。遇到红灯，陕西路上向淮海路方向，或者向南京路方向往返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刹了车，停在路上，象一条条气喘吁吁的刺毛虫。昏暗的车厢灯下，能看到拥挤的车厢里，车厢顶的拉手杆上，拉满了乘车人的手，手和手之间只留下两厘米的空隙，有时候连两厘米都不到，不愿意和别人碰在一起的手，大多数是年轻女人的手，躲来躲去地在横杆上找一个安身之处。那样黯淡的车厢灯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因为营养不足，日光不足，连信心也不足所呈现出来的菜色，那些化了妆的女子的脸，拔光了再纹过的醒目的黑眉毛，江南人薄薄的嘴唇，用冬天加了油的大红唇膏密密地涂满了，在又冷又累，疲劳而冷漠的脸上，象强做的欢颜。

    在暮色里沉人黑暗成群结队的脚踏车，混杂在马路的每一条缝隙里迂回蛇行，这些脚踏车并不按铃，骑车的人已经懂得脚踏车铃是不能让任何人让路的，所以他们全凭自己的机灵绕开人和车，往前走。有时几乎就要撞到行人了，可他们会在碰到行人裤子前的一厘米处刹了车，将龙头象蛇那样一转，逶迤前去。

    范妮站在维尼叔叔旁边，透过玻璃，望着外面的街道，这是她熟悉的街市。越过陈旧的街道和怨怼的人群，她看到了长乐村的尖顶。那里的窗子，是上海老房子常常用的小方格子钢窗，那里的房顶，是用红瓦铺起来的尖顶，多少残留了一点从前小康人家洋派的生活情调。那里的梧桐树是光秃秃的，在枝桠上吊着被雨水浸得黑透了的悬铃，范妮叫它们“毛栗子”。维尼叔叔的朋友贝贝，从前就住在那里的一个尖顶下面。他也是画画的，他的北房间里也有这种松香水的气味，他的窗前就能看到梧桐树枝上的毛栗子。维尼叔叔那时常常将范妮带到贝贝家里玩，要是家里来了他的画图朋友，范妮也总是挤在他们里面凑热闹。

    长乐村的房子，和长乐路上别的老房子差不多，外表看上去还有点洋气，让人想入非非，但是里面已是破败不堪，楼梯肮脏，堆满了各家不舍得扔掉的杂物。走道上的玻璃破了，钢窗也已经锈死，关不严实了。公用厨房里到处是油污，邻居合用的厕所里散发着复杂的气味，又大又深的老式铸铁浴缸上，架着一条用旧了的洗衣板，当作洗脸时放脸盆的架子。而原来的洗脸池已经坏了，龙头都已经锈死了，池子里积满了灰尘和锈渍。一楼的客厅做了一家人家，一楼的书房做了另一家人家。楼上更是这样，间间原来的卧室，都住上了不同的人家。贝贝住在朝北的小间里。

    贝贝像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一样。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工作，长得比一般人要高，细长的，像女孩子一样秀丽。贝贝家也很特别，没有床。他将原来给佣人住的小房间，硬布置成一间小客厅的样子，勉强放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晚上，贝贝就睡在双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单人沙发上。他每天早上都将被褥收起来，放到一只木箱子里。然后，在那只木箱上罩一块绣了十字花的旧桌布，它就成了沙发前的茶几。他的二楼北间和其他的房间不一样，不是用的钢窗，而是普通的木头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头窗，所以常年挂着白色的窗缦，把房间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不到吃饭桌子，也看不到碗橱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在油漆龟裂的门上，别人家挂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的地方，他倒挂着一枝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边缘，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样卷曲着，听说，是贝贝用粗铁丝在煤气上烧红了，卷在布边上做成的。贝贝的房间象是个女人的香闺。

    贝贝家的木箱子上，供着一只银制的高脚瓜子盘。那是贝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东西，象狄更斯小说里的大卫。克伯菲尔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个银链子。贝贝的生父是个商人，贝贝的母亲却是只得住在小公馆里的姨太太。解放时，他爸爸带着大公馆里的眷属逃到香港，没有通知贝贝的妈妈。贝贝的妈妈不甘心，自己想尽办法追到香港，从此将贝贝一个人留下。还是在贝贝家，范妮听到维尼叔叔也讲了一些乃乃的事，听说乃乃也在香港等了一阵子，等家里人设法申请出来，但爷爷没有提出申请，后来朗尼又出事了，乃乃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乃乃，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那里知道的，自己的乃乃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在贝贝还没有发疯以前，维尼叔叔常带范妮去看他。他们把唱机的音量放在最小那一档，偷偷地放着唯一的一张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轻音乐。那支乐队里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样唱着。贝贝给维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画，他将瓶子画得象方块，高脚花瓶却象尖刀。维尼叔叔说自己是个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家，而贝贝说自己是个抽象派画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只知道康定斯基是抽象派画家，可看到的画，是康定斯基把蓝骑士画成一个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么厉害。贝贝觉得自己更抽象。维尼叔叔和贝贝一起挤着坐在沙发里，腿贴着腿，含情脉脉。他们以为范妮那么小，不会懂得他们，可是范妮就是懂了，没向谁打听过，自己就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范妮后来还猜想到，维尼叔叔总带着她，是将她当个幌子。只是维尼叔叔不晓得范妮已经懂得了。范妮从小就不教自明，懂得要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里，什么也不说。

    范妮猜想，贝贝和维尼叔叔的关系里面，一定贝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次，贝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衬衫，为了冒充是尼龙布的衬衫，他将缝纫机用的白线松松地在布上连了一遍，靠缝纫机线的硬度，让本来柔软的龙头细布微微隆起，给人尼龙布的感觉。贝贝穿了他的杰作见维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门背后，象个女孩子一样含着笑，微微涨红了脸。

    范妮总是在贝贝家的北窗里望着马路对面的红房子西餐馆，红色的墙就在门口的树影后面。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它是上海当时唯一没有关门的，有名的西餐馆。有一次，维尼叔叔和贝贝都流泪了，范妮看到了他们红红的眼睛。

    后来，维尼叔叔突然不去贝贝家了，因为贝贝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他疯了。那天，维尼叔叔的脸像张打湿了而且揉皱了的白报纸。发现贝贝发病，是因为他自己突然跑到公安局去报告，说他和一些一起画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小集团，说好了，晚上要一起偷渡到香港去找父母。而且将小集团里的人说得有名有姓的。开始，公安局的人如临大敌，马上将贝贝扣了下来。后来他们街道的警察说贝贝有狂想病史，他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到香港去，而是被送到大丰农场去改造的上海舞女，她不是什么姨太太，他家也根本没有海外关系。公安局将他送到龙华的精神病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已经疯得很重了。即使是这样，公安局的人还是把维尼叔叔叫去好几次，因为乃乃的确在香港。贝贝提供的小集团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维尼。从此以后，就是经过贝贝的楼下，维尼叔叔也绝不向上望一眼，连贝贝原来留在他那里的画，都让他从画框上割下来，剪碎，丢掉了。

    范妮透过糕点间的玻璃窗，数了数对面小尖顶下的窗子，贝贝家的那一扇仍旧黑着，这证明贝贝还在疯人院里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世，所以他的房间还被保留着。小时候所见到的温情而绝望的小房间，出现在范妮的心里。

    长乐路上有一辆白色的进口汽车，向锦江饭店方向慢慢开过去，小心翼翼的，不知所措地混在车流和人流里，象一条在泥潭里苟且偷生的海豚鱼一样。

    维尼叔叔身上有种外国香皂的味道从他的领子口里钻出来，让范妮闻到了，维尼叔叔总是让叔公带着到华侨商店去买小东西，自从叔公回到上海来住，用他的香港身份证可以进华侨商店买东西，维尼叔叔就只用力士香皂洗澡了。维尼叔叔的讲究，对漂亮东西控制不住的喜欢之情，总是让范妮想起贝贝，他们其实是一种人。

    对于玻璃窗外面混乱的马路，有小格子钢窗的尖顶房子，关于贝贝的回忆，维尼叔叔身上的味道，以及国产咖啡在上海y雨天里面散发出来的闷人的香气，范妮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站在暗处，对自己说，别不敢相信，这真的是自己在上海的最后一晚了。

    签证出来以后，范妮一家传着看她那本加上了美国签证的咖啡面子的护照，心里总是不够确定似的。爸爸妈妈从新疆坐一天一夜马车，三天三夜汽车，四天三夜火车回到上海，他们两个人还浑身散发着火车上的臭味，第一件事情，就要范妮的护照看。手里握着范妮的护照，爸爸的眼睛就红了。妈妈一看爸爸的眼睛，就哭了：“我们家到底也有今天。”范妮站在边上，心里难过，可是说不出宽慰的话来。当时简妮也站在旁边，大瞪着两眼，同样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们把范妮的护照合上，交还给爷爷，看着爷爷拿去锁在家里放钱的抽屉里，又看着爷爷把钥匙收好。

    那些日子，范妮到处去亲戚家告别，由维尼叔叔出面，在家里为范妮开了告别舞会。

    最早出国的人，好象是80年左右。他们去公安局申请出国用的私人护照，就象真的要叛国一样心虚。那些人好象做贼似的，偷偷地走掉，不敢声张，怕在最后时刻被派出所拦下来。赶去与他们告别的人，也都一离开房间，就紧闭上嘴，不敢有一点点喧哗。维尼叔叔形容说，越狱也不过就是这副样子。但他马上遭到了爷爷的白眼。

    一年又一年，范妮和维尼叔叔的朋友，家里的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一个一个地离开中国了，千奇百怪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海外亲戚，那些本来被隐瞒得好好的海外亲人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连家里那些姨太太家的孩子，也当成同父异母的兄弟来担保了。出国的名义也是五花八门，参加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居然也是申请护照的理由。那些实在找不到海外关系的，真的急了眼，到希尔顿门口去搭识外国人，也真的有人因此而找到了担保，出了国。去的国家，也是奇出怪样，美国，日本，欧洲都不算，还有阿根廷，巴西，新加坡，也有南非，埃及，马耳他，甚至洪都拉斯和冰岛，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去的。只要是离开中国就可以。那些人，都是当年誓死也不离开上海的，现在离开中国却是义无返顾，将家里的家具都处理了，房子也转租给别人。一个个偷偷出国的人，最后形成了煌煌大军，有一本私人护照，终于变成了令人羡慕的事。慢慢的，偷偷摸摸的告别，变成了一次次饭局，一次次家庭舞会，难得范妮去城隍庙买东西，看到做工好的中国乡土产品，就随手买来收着，到又有朋友出国时，可以拿去送行。能出国的人，越来越让人羡慕，就是得到了外国的邀请信，有资格去申请护照的人，脸上都有了骄傲的样子。那时候，电影院里面放了一个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叫《胜利大逃亡》。马上，上海人都觉得虹桥机场的国际出发门前，也可以拍一部上海版的《胜利大逃亡》。

    然而，王家还是走不出去一个人，因为找不到经济担保，找不到邀请信。这可真的是奇怪的事，当初他们为自己家的海外关系吃足了苦头，现在海外关系吃香了，海外的亲戚们到一个个都缩手缩脚，连寄贺年卡时都不愿意写详细地址，生怕会提什么要求出来为难他们。乃乃更是杳无音信，纽约熟人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乃乃并没有死，就是不想再和家里人联系了。王家真的像是搁浅的大鱼一样，被搁在了上海。后来，每次送别人出国，家里都不提那个“走”字。

    这次，算是轮到范妮家扬眉吐气了。自费出国的消息频频吃紧的时候。打算出国的，人心惶惶，象当年国民党撤退时那样。范妮终于赢得了她想象中隆重的羡慕。从范妮得到美国语言学校的签证以来，不是他们请大家吃饭，跳舞，告别，就是别人请范妮吃饭，跳舞，告别。这次，范妮在别人的脸上看到了被掩盖在笑容里的悻然，那是还没有能够得到外国签证的人，席家的人，虞家的人，郭家的人，盛家的人，祖上和他们王家有生意上，亲属联系的人，当年都是有千军万马在外国的家族，后来也和他们一样被自己那复杂的海外关系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现在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海外关系，可以帮助他们离开上海。范妮发现，他们看她的样子，象牢里的人看着天上的鸟一样。范妮于是猜想，大概从前自己看别人，也是一样。真正到了发急的时候，就像美国罐头的姐姐那样，找到一个烂水手，也要嫁到外国去。那种在渴望逃亡中煎熬的眼神，范妮实在太理解了。

    签证下来的日子里，范妮时时在心里劝自己相信，自己是真的就要到纽约去了，去祖上和洋人做生意发家的国家，去爷爷和叔公从前留学的地方，去现在婶婆仍旧住的地方，去传说中乃乃隐名埋姓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如今，她是真的要去纽约，当一个真正的外国人。范妮每天都劝自己相信这一点，可是总是象做梦一样，怎么也不能相信。看了自己护照上的签证，看了写着自己名字，目的地是纽约jfk的飞机票，还有曼哈顿岛上的语言学校入学通知书，还是不能真正相信。

    如今，还有最后一晚上，终于是要离开这里去美国了。自己也会像那些离开的人一样，一去不回头，毅然决然，音讯全无，连衣锦还乡都不要了，只求自己在美国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

    “坐楼上还是楼下？楼上是有台布的，豪华点。楼下么，就实惠点，自家人来吃饭，将楼下的桌子拼起来，也蛮好。”胖胖的女跑堂招呼着这家人，维尼叔叔常到红房子西餐馆吃大菜，跑堂的人都认识他，所以用自家人的语气商量着说话。

    维尼叔叔用手揽过范妮的肩膀，对女跑堂说：“今天是大日子，我家范妮明天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家里人最后聚聚。”

    “告别宴会啊，”女跑堂看了看范妮，范妮对她突然笑了笑。范妮也可以算是个白净的上海女孩子，头小，高鼻子，带着一点宁波相，但她一笑，脸上那种带着点孤僻的清秀样子就被她的笑打乱，她笑得很用力，一双眼睛大睁着，带着紧张，一点也没有清秀女孩子应该有的甜。女跑堂也对范妮客气地笑笑，她并不喜欢这样就是不说话，也一副小姐相的女孩子，于是女跑堂收回眼光，说，“那么，总归要上楼去。”

    女跑堂说着，自己就先上了楼梯。红房子的楼梯又小又窄，是木头的，踏上去吱吱嘎嘎地响。

    高大的叔公一个人就把楼梯塞得满满的，虽然他已经衰老，但走路的样子仍旧不肯示老。他的呼吸像老人那样，是粗重的，带着咝咝的不畅通的声音，但他还是努力收着自己的肚子，腰背都是笔直的，保持着一生都常常运动，又谙风情的男人的样子。他将一条真丝的小方巾系在灰色的衬衣领子里，包着皮肤已经非常松弛的脖子，敞着黑色的派克大衣，他声音洪亮地说：“这喜乐意的楼梯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小得来，暗得来，到底缺少派头。”

    要是按叔公的建议，范妮的最后一餐，应该去希尔顿酒店的扒房，吃法国大厨子烧的正宗法国大菜。叔公是在一班在恩派亚公寓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的人那里了解到的上海行情，那里是上海最时髦，最惯派头的地方，最适合叔公的脾气，就象他当年要跟年轻的美国领事比汽车那样。美国领事用的是政府的钱，而叔公用的是家产。但如今，家里人心里都明白，叔公是不会为自己的建议花钱的，他就是建议而已。按说，他是王家的主要继承人，从上海带去的诺大家产，祖上与美国人多年生意上的代理关系，连同当时从上海船运到香港的新款雪佛莱房车，就是和美国领事斗富用的，都是叔公在享受。就算五十年代时，王家在香港投机股市，受到重创，王家在香港从此一蹶不振，但还是瘦死的骆驼。王家的女人没有一个进舞厅谋生的，王家下一代的孩子们照样送到美国留学，叔公还是花天酒地了一辈子，还在香港养过一个过气的上海歌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流行人造革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就把他家里椅子上的真皮面子，全换成了人造革的。但他回上海来以后，张罗着买侨汇房，但也没有买。说冬天没有取暖太冷了，要买个大暖气，但还是没有买。他计划得头头是道，但从不真正花钱。在范妮出国的经济担保上，他让已经离婚多年的爱丽斯婶婶出头，总算动用了自己的面子。可是无论如何，他是家里的恩人，也不能让他出这个钱。所以，当时大家都转过头去看爷爷。爷爷垂着眼睛，当没有听见，接着跟维尼叔叔商量红房子的事情，叔公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爷爷再三问，是不是吃得到正宗的红房子菜，象烙蛤蜊和牛尾汤，但大家都知道爷爷心里想的，实际上是价钱。这一大家人到红房子去吃一顿正餐，加上酒和汽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多少年以来，这家里的人，等于只有爷爷一个人有一份正常的工资，因为在造船厂做工程师的关系，爷爷的工资不算低，但要养范妮，维尼叔叔和郎尼叔叔都吃在家里，所以实际上，家里一点也不比一户都有正常工作的工人家庭宽余，但还要请一个钟点工人来洗衣服和清洁。爷爷名下的确有一小笔美金遗产，是当年分家时王家为爷爷在香港存下的，被乃乃取走一半带到了美国，剩下的就不多了。全家人都知道那是断断不能动的救命钱，等到下一代能送出国去，才能用的。

    这家人心里明白，但彼此从来不说破这捉襟见肘，从来不想要去希尔顿吃饭的念头。路过那开在华山路上的那个金碧辉煌的门厅的时候，范妮连向里面望一眼，都没有。她不肯象一般的上海小市民那样，在大酒店前面探头探脑的。她心里就不那么喜欢希尔顿这样的地方，云鬓香衫又回来了，拉玻璃大门的仆欧穿得象法国将军一样，但她家的人，却失去了这一切，连进去吃顿饭，都得下决心。其实，王家的人不愿意下这样的决心。要是叔公说他来请客，范妮想也许大家心里会高兴的，叔公请得起这顿希尔顿的法国大餐，他的港币直接可以在希尔顿的帐台上结帐，不用范妮家付高价的人民币转成外汇券。可他偏偏不说这个意思，别人也不愿意硬要刮皮，王家留在上海的这一脉，败是败了，可自尊心还在。

    叔公怎么懂得范妮家这一脉困守在上海的人曲折的心思。可是，家里也没有一个人出头对他解释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愿意撕破那一点薄薄的体面。

    “老先生晓得我们从前叫喜乐意啊？”女跑堂回转头来说，“侬是老吃客了！”

    叔公大笑着说：“从前这里是随便点点饥的地方呀，现在倒这样有名气，真想不到。”

    “我们这里，中央里的人都特地来吃饭，生病了，只想吃我们这里的东西，专门叫了军用飞机来运我们一客虾仁杯到北京。王先生晓得的。”女跑堂说，“就算是文化大革命，咖啡馆和西餐馆统统改成饭店，馄饨店，我们照样开自己的店，就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到这里来吃的也交交关关，老早的大户人家来吃的，也照样是有的。还有老早的电影明星，老早的小开，什么人都有的。也算怀旧吧”

    维尼叔叔在后面附和着说：“是的，这些年，在红房子里做的人，世面见得最大了。”

    “那小姐你倒看一看，我是什么人呢？”叔公偏过身体来，逗趣地说。

    “甄盛，到了！”爷爷在后面提醒了自己的哥哥一声，也打断了他的话。

    和楼下光秃秃的桌子相比，楼上的长桌子上铺了白桌布，墙上挂了复制的西洋风景画，还有用茶色玻璃做罩的壁灯。虽然桌布上斑斑驳驳的，有洗不干净的番茄沙司留下来的金黄色，西洋风景画也复制得一点也不见风雅，比维尼叔叔画的差多了。画框是烦琐的巴洛克式的，可花纹是用石膏翻出来的模子，粘在木条子上，再涂了金粉，范妮一看就知道那画框经不起摔，只要轻轻一摔，上面的石膏花纹就会裂开，是那种强要面子的蹩脚货。可是到底这里多少有点想要讲究的态度，象个想让人舒服吃饭的地方。

    这家人的兴致高了一点，各自将身上的厚外套脱了，纷纷落座。爷爷，叔公，范妮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简妮，维尼叔叔，郎尼叔叔，还有范妮，真正自家人的晚宴。长条桌上，范妮坐在爷爷的右手边，叔公坐在桌子的另外一端，本来应该是女主人坐的位置。虽然这不是规矩的坐法，但到底也有自己的道理，叔公总算是家里的长辈，范妮是今天最重要的人。

    范妮坐下后，将餐巾在腿上搭好，她记得维尼叔叔卖出了一幅小油画给离任的美国领事以后，带她到这里来吃过一次公司大餐。当时他不想请郎尼叔叔，因为他永远是吃白食，不肯回请的。因为不请朗尼，所以也不好请爷爷一起出来，他们只好两个人去庆祝维尼叔叔第一次把画卖出了五百美金，那是个天文数字了，还是绿钞票。那一次，维尼叔叔教过她这个规矩。在家里，范妮有时用刀叉吃炸猪排，但不用餐巾。

    她偷眼看了一下爷爷，他也将餐巾搭在腿上了。

    这时，她看到夹在爸爸妈妈中间坐着的妹妹简妮，她拿着餐巾迟疑了一秒钟，然后象爷爷那样搭在自己的膝盖上。简妮只用了一分钟，就从爷爷那里学会了餐巾的放法。范妮最恨妹妹的机灵，那种像上海人一样的机灵。对范妮来说，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妹妹与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自己平起平坐，是不能容忍的，这简直就意味着范妮的失败。

    简妮向范妮望了过来。她知道范妮会想要看她的笑话，笑话她是没有进过红房子西餐馆的乡下人，范妮一向将上海以外的人称为乡下人，就是自己在新疆的亲人也不例外，而且更加苛刻，好象他们都欠了她一样。简妮的眼睛很大，而且特别的黑白分明，有着像探照灯一样的神情。当简妮和范妮的眼睛对视的时候，简妮把自己的眉毛往上挑了挑，简妮要让范妮明白，自己刚刚也看到了她偷眼观察爷爷，她们两个人其实一样，都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

    范妮最恨妹妹这种不甘心。

    简妮跟着爸爸妈妈学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小时候吃的奶粉，念的儿歌，穿的皮鞋，都是潜心万苦从上海带去。即使是生活在新疆，爸爸妈妈也坚苦卓绝地将简妮养成一个上海小孩。在大学里，同学都以为她是上海考生，她也从不说起家在新疆，而是和上海同学一样，每个星期六回家去，把衣服带回家来洗，说上海话。可是，范妮捉得出她的英文里有不是上海人发音的微小的区别，发“ou”这个音时，简妮的生硬。简妮有时和叔公用英文说话，范妮听着，什么都不说，简妮常常说出一些非常文雅的英文词来，范妮听不懂那些长词。但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一个一个地捉着她发音里的那个“ou”，心里轻轻说：“到底不是上海人。”就象听爸爸妈妈说话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长大的人，但是说着说着，就转成了普通话，他们的普通话绝不是上海人的那种普通话，而是地道的新疆普通话。他们到底从二十岁到新疆，大半辈子都不得不说带着兵团味道的普通话。爸爸妈妈的脸上看不出什么，但他们的手，却是和脸大不一样的粗红，指甲大大地包在手指尖上。范妮知道他们的手原来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她和简妮的手都是薄薄的，细长的那一种。为了不要强调他们的手，爸爸妈妈从来不戴戒指。

    范妮知道自己恨得莫名其妙，但她忍不住为已经能看出来不是上海人了的父母和妹妹而感到耻辱，就象为自己家的败落感到耻辱一样。她恨他们到底不象上海人，不象是这个家走出来的人，但是范妮也恨他们将自己硬占在上海人的位置上，想要和自己平起平坐。有人说，这是因为范妮从来没有跟着父母在新疆长大，没有感情。但范妮觉得他们要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倒不一定这么恨他们。

    简妮和范妮隔着桌子对望，她们的长相里都有一种硬，范妮是硬在笑的时候，简妮是硬在看人的时候。

    她们彼此都确定对方是在妒忌自己。

    简妮的功课比范妮好得多，她考上了爷爷当年学的电机专业，而且还是交大的优等生。因此简妮觉得自己才给爸爸争了光，给爷爷争了光，给王家争了光。而范妮的作派比简妮洋气，说起美国的事，象是说上海一样熟悉，范妮觉得自己才代表了王家留在上海的一支，虽然穷了，可是

    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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