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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青牛”之角

    崛起之新帝国时代 作者:银刀驸马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青牛”之角

    崛起之新帝国时代 作者:银刀驸马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青牛”之角

    李经珊的脸蛋依然保留着北国少女那种艳红的颜色。Δ』月光照在她那特有?22??肌肤上,出贝壳一般的光泽。

    “多温暖啊。”张霈伦把李经珊抱了起来。

    “我天生就是温暖的嘛。”

    “这儿早晚已经很冷了吧?”

    张霈伦明知她那双虽像是半睁着的黑眸子,其实是合上了的浓密睫毛,他还是凑近看了看。

    李经珊知道丈夫在看自己,她一直很享受他的爱,虽然他比她要大十九岁。

    张霈伦现在已经四十二岁,而且结过两次婚。他的前两任夫人亦皆出自名家。第一个妻子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钦的女儿朱芷香这位朱学钦先生是浙江余杭人,三十岁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入户部,是“辛酉政变”当中敬亲王宜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为仁曦太后和敬亲王诛杀承威一党、夺取执政权立过大功。此后十余年,深得敬亲王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时人称其:“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曾伯函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9o75年即去世,不然极有可能像曹毓瑛、许庚身(“四章京”的另两位)那样,飞黄腾达升入军机处。而张霈伦与朱小姐结婚,是在他中进士之后数年,算起来,至多四载的落差,张霈伦没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

    张霈伦的继室边翠玉,是边宝泉的女儿。边先生属八部“金猊”部夏军籍。他是彤郅二年进士,从陕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闽浙总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独当一面,比朱学钦还要显赫。但他的女儿却于光旭十二年去世,使得白人送黑人,亦是一桩悲事。

    边夫人故世之后,张霈伦一直未能续弦。众所周知,在中土古代,如果一个女子先后两次结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终,那么她必定背负“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恶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计就有点困难。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男子。说起来,张霈伦的命亦够硬朗,克死两位如花美眷之后,还能遇上“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直隶总督李绍泉爱女李经珊,尽管岁数大了点(李经珊时年二十三岁,按旧时习俗,已经是老姑娘),可论品质,论家世,再对比张霈伦的中年丧妻,这姻缘怎么算计,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张霈伦的官现在做到左佥都御史、侍讲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现在是以三品卿衔会办海防事宜。三品职分,对“学而优则仕”的古典知识人来讲,已经不算小,可却匹配不上现时张霈伦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声望。彤郅、光旭年间,有“二张”齐名,他们都是河北人,亦为好朋友,一个即张霈伦,另一个是张芝栋。后一张的年纪要大上十多岁,科名更要早一些,可两人风光的时候,却是难分高下。光旭七年,张芝栋跳出京城的政治漩涡,出任山西巡抚,对照之下,张霈伦的仕途止步于“卿2”,尚没有“转正”。

    二张均是进士出身,点翰林,作学士,以弹章撼动时世。当时有“翰林四谏”的美誉,除了这两位,还有渤族宗室宝廷和陈葆臻。好事的时人将绰号“铁汉”的邓载修加进去,合称“五虎”。这一时期以弹劾官员出名的人,除他们几个之外,尚有吴大成、刘恩普等。待这帮人抱成一个团,便有了另一种说法,叫“清流党”。其中以张霈伦的风头至为劲爆。

    时人曾评价张霈伦“仪容俊伟,善辩论,好搏击。官翰林日,频上书弹京省官吏,封章多于台谏。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西宫(仁曦)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霈伦为主盟。”

    其实“清流党”的领导核心,不是张霈伦,而是张霈伦的老师,大学士、军机大臣、有“相国学士”之称的直隶保定府人李高阳。

    时人谓:“李高阳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惟邓载修、边宝泉无所依倚。高阳每入见,凡承旨询问,事不即对,辄叩头曰:‘容臣细思。’退朝即集诸名士密商。计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纷纷上矣。南皮张芝栋,丰润张霈伦尤为鸿藻所器重。”

    “张芝栋、陈葆臻、张霈伦多以公(李高阳)马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当时还流传着更生动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有牛头、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说,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牛头当仁不让指李高阳,是为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张霈伦、张芝栋为青牛的双角,犀利好斗,专门用来触人;陈葆臻为牛尾,宝廷为牛鞭,王懿荣为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纷乱杂多而无以计数。更有人进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阳一般不大出面,张霈伦才是真正的牛头,他头上的一双角再也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霈伦曾有诗句抒写其谏诤业绩:“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魄十分雄大。有人统计他于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随后还有赴俄使臣崇厚、军机重臣王文绍。这一数目,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

    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也都给张霈伦弹倒。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样样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本来已经定案,可临刑之时,王树汶大呼冤枉,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刑部复查,终予以平反。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或免职,或降级。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追究责任,适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与陈家既无冤,亦无仇,却还是参上了一本,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这下陈宝箴不干了,他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其覆,备兼听。”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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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青牛”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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