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没想到他明晃晃地说着干涉别人内政的话。
    但是按照这个时候的情况来看，他们明面上确实奉大明皇帝为君，自称臣子。
    要求臣子去做什么事……好像也没毛病。
    过去要求没什么用，那是实力跟不上。
    现在有这个实力了？
    “应德，朕没想到你这么激进……”
    “陛下既言天下大同，何以如此踟蹰？”
    朱厚熜无语：得！合着朕太保守了？
    第448章 把坏事做尽
    朱厚熜是有心理准备的：在他手上，把“坏事做尽”。
    经过唐顺之的“撩拨”，他发现自己的素质还是太高了。
    大国策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朱厚熜来到了奉先殿。
    站在朱元璋的画像和神主面前，朱厚熜静静看着他们。
    朕要的是什么？
    是华夏的未来。
    是山河永固，不受外侵。是百姓安居，荣享富裕。
    “太祖在上，只怕也会笑朕优柔寡断吧？”
    朱厚熜笑了笑。
    哪怕在几百年后的现代，面对超级强国，其余小国也只能俯首低眉。你说大家要一起发展，人家觉得不踏实，觉得你只是说辞。
    阶层一直就存在，尊卑从未消失过，朱厚熜心里那隐秘的理想，几百年后也只是在艰难探索的路上。
    现在，他只是一个最大的农业资本家，是星球上最强大帝国的君主。
    “列祖列宗在上，厚熜此去，功过是非，让后人评述了。”
    朱厚熜行了一礼，转身前往国策殿。
    事情自然不可能像唐顺之说的那样顺利。
    在大明都有对自己人的压迫，在外藩又岂会没有？
    当真要铲除那边最有实力的一群人，他们岂会不隐入山林来游击抵抗？
    一旦开始了这一步，征战、治安投入，又将是长期的抽血泵。
    可是唐顺之有一点说得很对。
    有些事，朱厚熜自己不做，就不能指望他的后代将来还有雄心魄力和能力去做。
    他对周边讲仁慈、讲道义，将来西方列强大概还是必定会发展起来的。他们自西而来，自东而来，他们对大明周边的这些邻居却不会讲仁慈。
    时代在变，所谓陆海长城，若无重兵把守、征调得心应手，那也无非虚设而已。
    只是疆域太广阔，不能当真只是抽大明的血。
    让他们能自己造血，还要当真成为大明的兄弟盟国，在如今这样的时代必须做好顶层设计了。
    国策殿外，众臣林立。
    大国策会议自然要讲一些礼仪，皇帝升坐，众臣陛见，而后入殿、就座、议事。
    今日仍旧是张璧主持，等到下个月，他就卸任了。
    “大国策会议应到九十一员，除总理河道衙门……”
    张璧向皇帝报告着缺席的一些人。
    平常的国策会议，人数只有一小半。但大国策会议，诸省总督、左布政使，还有其他一些新设的要害部门，总人数多了不少。
    此刻国策殿内坐着的，就是大明绝对的权力核心。
    张璧只是主持流程，真正主导会议进程的，自然是皇帝。
    “今年大国策会议，不同以往。”朱厚熜高居宝座之上，环视着众臣，“太史公编修史册，华夏自共和元年起，年年有信史，今年已是第两千三百八十一年。大明开国，则已一百七十三年，朕御极已逾二十载，大明气象一新。到此时，朕心里装了几十年的大业，君臣该当议一议了。”
    人人心里都知道，陛下要说“天下大同”那四个字。
    “此前，在位最久之帝王，是汉武刘彻，凡五十四载。今外族称我华夏百姓为汉民，盖汉武威震寰宇之功。汉唐以来，我中国疆域代有变迁，国力涨落不断。然遍翻史册，无有千秋万代之王朝，何也？不明何为国，只知谁家江山。”
    在康乾之前，在位最久的帝王就是汉武帝。他做了五十四年皇帝，但真正完全掌权是在登基六年多窦太后去世后才完全掌权。
    如此算来，朱厚熜“剩下的时间”不算多了。
    杨慎很严肃，不知道皇帝为什么要提起汉武帝。以武功留名青史的皇帝，把大汉的国库打得日常窒息，这让杨慎有不妙的感觉。
    虽然已经在商议着自己对日本动刀子了，但对外藩的综合主旨不是伐交并用吗？
    朱厚熜继续阐述自己的主旨：“谁家江山，便只有君臣。说到万民，也惯以民力视之。休养生息，是为蓄养民力。若无内忧外患，便以民力供养君臣。若有内忧外患，便以民力平乱御敌。朕以为，正因如此，故而从无稳固王朝，一姓江山屡屡倾覆，神州数度陆沉。可若真要谈到国，那却不同。”
    御书房的两个伴读学士也得以列席，胡宗宪和沈炼各自记录着。
    这既是起居注，更是大国策会议的纪要。
    “国，曰疆土，曰人民，曰政权。生活在一片疆土上的人民，拥戴、信赖政权能保卫他们的和平安定，这才是一个稳定的国。一国人民的民心所向，才是政权稳固的基础。君主得民心，授命掌有权柄，任命百官辅佐，这政权只是国的一角。只重一角，头重脚轻，焉无倾覆之忧？”
    朱厚熜停顿了一下，随后严肃地说道：“如今，国号大明，国名呢？朕以为，该当申明要旨，让大明子孙后代，君臣百姓，皆知何为国。此国从何而来，因何而立？中国源自上古，该有中华之名，此为姓氏。立国是为守土安民，该有人民二字。朕口含天宪，这天宪授自天道，天理大道尽头也是人理大道尽头，民宪既天宪！朕掌秉政权，唯有以天下大同为目标，方得国祚绵长。”
    “正如人有姓氏，有名，有字，有号。今日诏告卿等，明年诏告天下，中国姓曰中华，名曰人民，表字以皇宪，号称大明，此后国书，以中华人民皇宪大明国为全称，简称中国。知国民，便知君臣权柄从何而来，知君臣治政为了谁，有什么目标。卿等以为如何？”
    “……善。”
    “诺！”
    “陛下圣明……”
    一时嘈杂，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情、以不一样的腔调回应着，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有的人觉得别扭，有的人却能想通这背后的深意。
    历朝历代都有国号，但如今正式给国家起名，还强调姓氏、名、表字，看似儿戏，但却给皇帝、给群臣都套上了一些枷锁，着重强调了历史责任、远大目标、立国为民。
    朱厚熜点了点头：“卿等皆知，这一次大国策会议，朕想集卿等之智，立国之宪条，君臣万民共遵。朕定下这名字，就是朕之意见。君皇遵宪条，可稳政权、受拥戴、存远志。群臣遵宪条，可保富贵、展宏图、享敬重。万民遵宪条，可明法纪、知行止、得安生。这宪条让君臣万民知中国从何而来，将向何处去。”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天下大同，古往今来说了多少年？怎么走过去？能走过去，亦或只是让天下万民知道君臣正带着他们往那里走，则民心稳固，政权不失。在宪条里，君臣要议出一些真东西来。将来，不致于因为昏君奸臣坏了这天下为公的大道，坏了那些改善民生、凝聚民心、稳固国家的长远大政。”
    听皇帝明明白白地说着昏君奸臣坏事的话，大家才终于切身感受到皇帝是来真的。
    君臣万民共遵，不是玩笑话。
    皇帝真是二十年如一日，带着君臣及将来的君臣一起卷……
    朱厚熜指了指他们：“国策会议设立也有二十载，总理国务大臣已历五届，朕之决心，卿等都知晓。君臣不误民心期盼，掌权秉政互证得失，这宪条规定中国政体，其中万不能颠扑的，便是国策会议群臣共议国策之制。贤臣得其职，此国之幸事，君之幸事。”
    “朕设了国库，皇室用度也有定额。朕设了总理国务大臣，让诸国务领诸国事。朕虽圣裁要务，然卿等共议之事、公推之人，朕也鲜少一意孤行。朕放权，是因为共议过程有助于凝聚共识、共议结果大多稳妥，共推过程有助于汰除奸佞、共推人选大体合乎众望。但朕放了权，自然是希望这权柄运用得宜、合乎国家利益。”
    他停顿一下之后缓缓说道：“争权夺利，自然难免，也不是不行。人人都有私心，不必回避。但凡事都有利弊，有得失。争，有活力，有助于汰选出更好的结果。只争，那就又回到老路。故而，朕要创设天下大同党。争权，在党内争，遵党纪；争的过程，渎了国职，有害国事，那便是大是大非拎不清。”
    国务殿内静悄悄的，一些今年才有资格来参加大国策会议的，感受到了皇帝的直白。
    但就算对于一些老臣来说，皇帝今天的直白也很厉害。
    而听了这么多，他们终于明白皇帝的总体框架了。
    “大同党的宗旨，要高于宪条！大同党内，讲志向，讲德行，讲纪律，讲能力。在党内，把这些东西讲好了，就都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上同行之人。是去官府任职，还是去企业兴业，又或是在兴文教、兴文化，都是在为国建功。”
    朱厚熜说着自己很熟悉、但他们却可能会陌生的东西，最后说道：“过去，天子倚士绅之智之力，擢选百官治理天下。今后，天子领天下有志于大同之同道为同党，党员遍布官府及各行各业，一同把这条路走下去。”
    至此，他要立什么宪，创什么党，明什么宗旨，清楚明了。
    皇帝要有百万、千万同党，政府体系下的官员只是他视野中的一部分。
    宪条会约束君臣万民，那是不能突破的下限。
    党纲则要凝聚共同志向，那是希望达到的上限。
    可毫无疑问，若不能成为被皇帝认可的“同党”，那就不要想着在官府里能任什么职位、能爬多高。
    与此同时，在随后的商议里，朱厚熜也传达了他的另一层用意：宪条律法不可违，但人孰无过？若有一些情有可原的错漏，还是有容忍、改过的余地，这会放在党内惩处。可若问题很大、违背了党纲宗旨，那就当真是谁也挽救不了。
    既多了些余地，又划下明确的一些线。
    最终，皇帝本人并不回避私心，自然还是要对他们讲好处。名声、地位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怎么满足？
    俸禄、待遇、人脉变现，那都是不用讲的。
    朱厚熜看了看唐顺之，而后开了口：“如今有一点不需要再争论：财富是可以创造的。更广阔的疆土、更多的人民，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富。我泱泱中华沉淀文教、科技数千年，除了造福大明百姓、稳固政权，也该造福更多外藩子民。只要得其法，天地广阔，何愁不能尽享世界财富？”
    “立宪条，明党纲宗旨，订立诸国将来体制和公约，就是此次大国策会议最重要的三件事。”朱厚熜不容置疑地说道，“大明既然体制一新，诸藩外国仍旧是朝令夕改、人亡政息，如何能保障中国稳定的利益？”
    大明将要推出去的标准，不止是一些客观的、科技的标准，自然还要有人理的、制度上的标准。
    可以说这是什么体制输出，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保障自身利益的方式。
    至于说会不会带来反噬……朱厚熜已经放下了这些忧虑。
    这是在他记忆里也没有看到最终结果的争议，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这是真正需要交给后人来解决的难题。
    而身处被他重新定义的这个二十四世纪，这一切暂时不是问题。
    在绝大部分地方仍旧停留在真正的封建制甚至奴隶制、原始社会的这个时代，朱厚熜在御极二十载、关注科技和生产力提升已经有初步成果之后，着手明确更先进的、更有利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制度。
    难道把更先进的制度推广出去，不是一种进步？
    只不过，目前要推广出去，要保障大明的利益，也必须做一些适当的改造，有一个相对平滑一点的过渡。
    那就是仍旧需要在每一个地方，有那里的百姓熟悉的君主，是大明信得过的君主。
    大国策会议暂时秘而不宣地继续召开，可是大明积攒多年的国力，许多不同身份的人群，终将被鼓噪起来。
    不仅仅是朱厚熜自己的子女，宗室里的各藩也许也有机会——大明周边可以分封的外藩实在太多了。
    而初尝商禁放松甜头的商人、士绅，又将如何躁动？
    夏言和唐顺之两人私聊了许久，他们更加清楚这会给大明将卒带来多大的红利——虽然不是在大明，但每一个外藩国度里，哪能少得了一套勋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