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人茫然地摇了摇头。王宵猎的话,初看起来有许多话可以接,但细想起来未必。
王宵猎道:“人活在世界上,许多时候不是必须如此,而是不得不如此。韩非说,远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其实何止禽兽众,什么东西都多。如果周围没有猛兽,随便打只鹿,捕条鱼,便就够了一家人口食。到了后来,人越来越多,口食就不那么容易,人又学会了种地。再到后来,不只是种地,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比如喝的酒,熏的香,睡的床,用的桌,器物越来越精美。再到后来,又有丝竹之声,美人歌舞,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
说到这里,王宵猎举起酒杯,一饮而下。道:“这个世界很繁华,这个世界其实很有意思的。”
众人一起喝了酒。放下杯,都看着王宵猎。大家都觉得,今天王宵猎说的不一般。
王宵猎道:“这些好看的,好玩的,你想要有,我也想要有。但又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有人就讲要去除欲望,说人生是苦的,苦的根源就是欲望。也有人说,有能者居之。还有人说,有德者居之。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那样说有那样的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说,都有道理!”
“有道理又如何?就要求我也照着那个样子活?凭什么要别人告诉我怎么活?这样不行的!”
说到这里,王宵猎把酒杯重重按在桌子上,看着众人道:“诸位大多都是自小读圣贤书,学的是圣贤大道理。书里说我们要做君子,要做好人,要这样,要那样,不能怎么样。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有道理又如何呢?就要求我们都那样活?”
陈与义听得目瞪口呆。过了一会才道:“镇抚,我们读圣贤书,自然应该做君子!”
“为什么做君子?”王宵猎摇了摇头。“要我说,君子如北辰,高高在天上,指引着一个方向,却不能够摘在手里。那些做君子的道理,可以指引着我们如何在这世上做人,并不能让我们做君子。”
陈与义和陈求道对视一眼,都觉得震惊无比。
王宵猎道:“我们汉人,学的儒学之道,所以许多人想着做君子。而那些胡人,不懂儒家道理,又怎么样呢?还有西边的波斯、大食人,他们就不想做君子。还有更西边的人,听说都想做神棍呢。所以说啊,人活在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活法,不一定都要做君子。”
说到这里,王宵猎想了想。道:“我说这些的意思,不是否定读圣贤书,更不是否定做君子,而是说还有其他的活法、想法。不能因为他们不跟我们一样,就觉得不对。一个政权的官员,治下的百姓各种各样。有讲究忠孝仁义的,还有拜佛参禅的,还有吃丹修仙的,还有就想舒服过日子的。这些官员,要尽力让所有的人在自己治下活得自在快乐。所以这些官员,有很高的要求。”
陈与义道:“镇抚说过,要精选官员,就是这个意思了?”
王宵猎摇了摇头:“不仅仅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的意思。像我前面说的,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他还有他的道理。这些道理,许多是真地有道理,并不是强辨。比如说儒家贤者,荀子讲人性本恶,孟子又讲人性本善。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
陈求道道:“本朝之前,天下信奉荀子的人多一些,信奉人性本恶的人也就多一些。到了本朝,儒者推崇韩愈,尊奉孟子的又多了一些,变成信人性本善的人多一些。”
“那到底人性是善,还是恶?”王宵猎笑了笑。“人性若本是恶的,就有一套治理方法。而人性若本是善的,又是另一套治理方法。到底是善是恶?要我说,本来没有什么人性,更没有天生是善是恶。人就是人,就是娘胎生下来,活在这世上。说人性是善还是恶,不过是推销自己的一套治国理论罢了。”
《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儒家的一种看法,还有其他的看法。特别是在宋朝,又有性情理论,最后还有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学者进行了许多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学者的治国理论。
后世的人对中国学者历史上的争论多不了解,对于人性认识的重要性也不关注。换一个领域,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人,理论才有了基础。这个理性人假设,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有其相似之处。从人性是善是恶出发,推导出应该怎么治理国家和百姓。
见众人疑惑地看着自己,王宵猎摆了摆手:“所以我们这里不必讨论人性是善是恶,也不必由此来推出应该怎么行政。政权的本质,就是这么多人聚到一起,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要管理这么多人。人是不是一定要聚在一起生活,不重要。未来人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子,想治理成什么样子。是要人人安守本分,吃饱穿暖,无欲无求,还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代更比一代强。前人走路,现在的人骑马,后代的人坐车,更后代的人要在天上飞——”
听到这里,一直听得满头雾水的牛皋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观察说的好笑,人如何会在天上飞?若是能在天上飞,不是成了神仙?”
王宵猎笑着道:“能把风筝放上天,为何人不能在天上飞?”
牛皋听了不由愣住。过了好一会才道:“风筝放上天是一回事,人飞上天又是另一回事。”
王宵猎道:“或许有一天,就本来就是一回事呢?我们不能把话说死了,认为就是做不到。我的脑子啊,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什么都想得出来。初想出来的时候,都觉得是奇思妙想。等到了有一天,不定就变成了稀松平常。”
牛皋住口不语。看看众人,只好自己在那里迷惑。
王宵猎道:“我说了这么多,就是一个意思。治理国家,选官员,不能被各种说法限制住。治理百姓其实非常地简单,就是让百姓过得越来越好,不要有什么烦心事。而不是说这个人是大儒,那个人是有道高僧,诸如此类,选进官府里来。而是每个官员,有一个标准。做这个官,要有什么能力,需要做什么事情。做了这个官,什么事情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必须做。如果做不到,有什么惩罚。如果做得到,有什么奖励。做了这个官,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有什么样的福利。”
陈与义道:“镇抚,选官员无非是选贤与任能。我们读书人读圣贤书,本就是要为君子,入朝则做贤臣。若如你所说,岂不是跟商人请人一般!”
王宵猎摇了摇头:“许多时候,朝廷里选官员,还不如商人请人呢。当然,我们的官员,不只是这样的要求。这只是最低的要求,官员必须做到。朝廷里的官员,还有庶官和侍从之分呢。更高的要求,对应的是其他等级。”
说到这里,王宵猎想了想,道:“这以说吧,这些官员,就如同一件一件衣服。做了官,就如穿上了这件衣服,有官的权力,享受官的待遇。脱了衣服,便就是寻常百姓。官员的权力待遇,便就在那件公服上。什么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我是不提倡的。穿着公服,这些内容也要了解。说明白一点,这些官员只是因为穿着公服,所以他们是官员。而不是因为是这个人所以是官员。”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起眉头。
王宵猎道:“官员是因为做这个职位,穿着官服。除此之外,还有道德高尚之人,清选之士,那就是另一个系统,如朝廷之贴职。这样说,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陈与义看看陈求道,说道:“有些明白,但有些地方又有些不明白。”
王宵猎道:“我说的简单一点。所谓官员,是官府认为哪些事情需要官管,需要做什么事情,选出合适的人来穿那件官服。官府看的是官员和吏员的能力,官员和吏员事情做好了得到较高的待遇。选贤与任能来说,就是任能。还有道德之士,就是选贤,是另一个体系。”
第346章 任能与选贤
传统上中国选择官员,有人主张选贤,有人主张任能。比如汉朝,高祖二年刘邦下求贤令,里面就有“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求贤令,说的很清楚,就是选贤。发展到后来,成了汉朝的察举制。察举制败坏,成为实际上的世家贵族共治制度。到了隋朝改为了科举制,科举制经过改造之后,到了宋朝基本完善,成了官员的主要选拔方式。
文彦博曾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不奇怪,实际上从刘邦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后世的人拿这句话来讽刺宋朝的官员,实际上是不得要领,有些莫名其妙。
宋朝之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习惯。在政治上,皇帝与士大夫,或者说帝权与皇权的制衡消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除了宰相,皇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到了清朝,皇权再次增强,大臣甚至成了奴才。
历史上常说,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政权开始,中国就有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强,相权越来越弱。甚至有人说,宋朝是群相制,就是皇权增强的表现。
客观地讲,宋朝的相权不弱,只是在北宋单个宰相的权力弱了。但作为总体的政事堂宰执,权力是非常大的,远不是后来的明清可以比的。到了南宋,更加出现了许多权相,有些不正常了。
后世的人研究中国历史,经常讲大趋势。自汉之后两千余年,经常用一句话,概括历史趋势,而后把各个朝代套进这个趋势里面。如果有套不进去的,就说是历史的特例,甚至是历史的反动。比如随着历史前进,中央集权越来越强,皇权越来越强。比如随着历史发展,民间商业越来越发达,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比如随着历史发展,赋税越来越货币化,货币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等等。
为什么这样是趋势呢?大多讲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外国学者的理论,或者是意识形态,又或者只是少数大学者这样认为。到底历史趋势是什么?不能真信。
王宵猎记得,自己前世曾经有一次学位答辨会。一个学生上去,做的是农机普及的研究。一开始就讲,建国之后多么困难,改革开放之后,有什么飞速发展。下面的教授们听得目瞪口呆。有人实在忍不住,告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机事业实际上有了很大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要么就是原地踏步,要么就是大规模后退。直到两千年后,才又重新发展。这才是事实。
历史上的研究,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赋税货币化是大趋势,代表了社会的先进。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农民获得货币是非常难的。不要说在古代,就是在现代,九十年代收业税,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杂税,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困难,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农民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商业活动,收获的是粮食,是实物,赋税货币化就是加大了剥削。
很多历史观点都带有这种痕迹。关于宋朝,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导致军事孱弱了。王宵猎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英国电影,指挥战争的,是一个工兵营军官。若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也算是以文制武了,应该用个老士官做指挥官才是。这种说法不知道起于何时,在历史学界甚至成为了定论。说起宋朝军事的衰弱,经常有人高高在上的来一句。
历史真是这样的?就因为武人的地位低,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不努力打仗,所以军事上不行?怎么换到了欧美国家那里,又换成了另一套说法?
从根本上说,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更深层次地讲,是态度上有问题。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教员曾说,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建立一个新世界,实在比打破旧世界更难。
新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确立了人民的地位。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天命,而是人民的支持。只是从思想上,真正理解这种不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是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来说,让他们以人民的立场想问题,做学问,实在太难了。
建立一个新世界,是什么样的新世界?
这个问题,王宵猎也无法回答。那就先不回答。选择什么样的人当官,让什么人掌权,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所谓的官,一切的权力和荣眷,全部放到官服上,也可以说放到官印上。谁穿上了官服,谁就是官。谁掌了印,谁就是官。不合适,脱了官服,继续做老百姓去。
对于官员的任命,最重要的是选择。选择能做的人来做,也就是任能。官员的考核,最重要的是监督。要升官,不但是要做得好,还要人民认可。也就是选贤。
这件官服挂在这里,有能力的人来做。升迁的路线就在那里,贤德的人升官。这是王宵猎选择的办法,不同于前世,也不同于后世。
听了王宵猎的详细解释,一众官员不由都怔在那里。
过了许久,陈求道道:“官员任能,如何任能?朝廷是靠科举,我们靠什么?”
王宵猎道:“我想了很久,还是发现科举是个好办法。问题在于,科举考上来的人,朝廷对他们的培训不够。一过了殿试,就释褐为官。之后培训简陋,几个月后,就出去做实职。死读书的人,怎么就一下子知道怎么做官了?这样显然是不够的。我想,以后要把科举跟培训的学校结合起来,让中举的人不但文词清选,熟知经史歌赋,还要有实际的吏能。按照各自所学成绩,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
陈求道道:“什么样的学校?”
王宵猎道:“我们的军队是以军校为核心,培养各级军官。官员也是一样,不但是要科举,还要进专门的培训学校去学习。学会了本领,再派到实际岗位。里面教什么,实际不要太担心。我们有实际的官员,也有政事记录,先教着就是。开始教的不好,慢慢改进,总会好起来。总而言之,以后的官员,先要有穿官服的能力,才会真地去做那个官。穿上官服之后,不好好做事,就有奖惩。”
说到这里,王宵猎对陈与义道:“参议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会说要为你建个大衙门了?因为以后,最少在我们这里,对官员的监察会非常重要。只要当了官员,就要面对监察。这种监察,不再是以前那样简单,而是方方面面。以会官员的收入应该很高,地位也很高,监察也会更严!”
官员是精选出来的人员,用后世的话说,是社会的精英。既是精英,自然就该有精英的收入,不能够亏待了他们。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要这样的的社会地位,就要面对监察。
第347章 烦恼
看了看坐在窗下喝酒的陈与义,妻子周氏道:“你不是个爱酒的人,今天怎么在那里喝个不休?”
陈与义叹了口气:“今日汪参议回襄阳,观察在那里设酒,讲了许多话。听话里意思,以后襄阳政事跟从前大不同。我想着,如此做,与朝廷之政变化太多,有些烦了。”
周氏道:“我听人说,今日王观察有言,以后官员的俸禄比以前还要多。现在世道不靖,没有些钱在手里,总让人心里不踏实。为了俸钱计,你也不该说这话。”
陈与义点头:“不错,观察给大家加了俸钱。从下个月起,我月俸一百二十贯足。襄阳这里一直都是发实钱,没有折支,这个数目不少了。我们只带着子女居住在此,花不完的。”
周氏道:“你到王观察手下做事有一年多了,都是俸钱发足,事务又不十分繁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忘记前两年我们东奔西走的时候了?”
陈与义道:“前些日子,季申在越州,迁御史中丞。他与我有旧,有书信寄来,说当今圣上甚是欣赏我的诗。有圣上看重,季申劝我不要在襄阳虚渡时光,应该及早去越州。”
周氏听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
富直柔字季申,是富弼的孙子,洛阳人,与陈与义是同乡。陈与义少年成名,被称为洛阳八俊中的“诗俊”,少年时就与富直柔友善。现在富直柔追随赵构身边,很受器重,数年就成了朝中重臣。听说陈与义还在襄阳为王宵猎做事,觉得没有前途,让他尽快到赵构身边。
陈与义被称“诗俊”,诗名遍天下,是此时的名家。宣和四年,一首墨梅诗得道君皇帝赞赏,由此升迁。只是后来朝中政坛变幻,又被贬到陈留监酒。这个时代,陈与义应该是天下最好的诗人。只是王宵猎对诗词之道不看重,并不因此高看一眼。
喝了杯酒,陈与义道:“我听观察话里的意思,怜惜百姓,事事要为百姓着想。这是对的。只是一旦过了度,不免苛待士大夫。治理天下,终究还是靠读书人,怎能苛待了?”
周氏道:“为何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在襄阳找到王观察门上,立即安排做官。俸钱优厚,一直对你礼遇有加。为何说观察苛待读书人?”
陈与义道:“你妇道人家,懂些什么?观察的意思,是好好做官的,都会重用。选官却不再像以前一样,要么取自科举之道,要么恩荫入仕。而是要广设学校,有学的好的便就录到上一级学校去,最后考过了就做官。除了科举之道外,官吏都从这里取来。如此,读书人不是跟百姓一样了?”
周氏想了想,道:“你们读书人,以前有跟百姓不一样的地方吗?你是官宦之家,少有文名,二十余岁中进士。中进士之前,就是个懂诗文的官宦子弟罢了。一旦被贬,也没见有什么优待。金人南下,四处流离,又跟百姓有什么区别了?”
陈与义摇了摇头:“你在襄阳住了一年多,怎么变成这样想事情?”
说着,又倒了一杯酒。喝下肚,看着窗外的月色。
这种事情其实说不清楚,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今天听王宵猎的话,陈与义感觉得出来,王宵猎对读书人的看法并不好。不是瞧不起读书人,而是不再像从前朝廷一样看重读书人。
王宵猎的规划里,读书人只是人才中的一种,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种。但其他出身的人,只要真正有本事,地位并不会比读书人低了。进士出身,要做官还要先培训,培训合格才能做官。如果不合格,就只能做其他文字的事,不能有实权了。
从这些话中,陈与义感觉得出来,王宵猎的心目中,读书人没有以前的独尊地位了。
见丈夫不说话,坐在那里喝闷酒。周氏道:“今年年初,金军渡江,官家也被追得逃到海里去,臣僚尽皆散去。而自从王观察到襄阳,也经过了几场战事,襄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官人,你可要想得清楚了,莫要做出傻事!好不容易安稳下来,不要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
“我也不想啊!”陈与义无奈地叹了口气。“几个月前,观察要在军中建司令部,吩咐我去管。奈何军中的事情我着实不清楚,观察并不满意,调了汪参议回襄阳。今日说了,让我去做监察,补上转运使之职的空缺。其他不管,只管监察官员。”
周氏道:“这不是好事?监察是清贵之官,以前在京城,都是比别人高贵。”
陈与义道:“这个监察之官,投观察所说的,管的事情太多,可不是从前的监察。”
说到这里,陈与义转过身来,道:“观察眼中的监察,与我们所认为的监察,相差实在太大。我给你说一说,你就知道了。”
说完,陈与义掰着指头,一项一项说给妻子听。
“观察说的官,与以前的官不同。官府治理百姓,以后要明颁法令,依法令治事。有与法令间模糊不清的事情,才由官来断。依观察的说法是,法令颁布得再细,也无法周全地包括世间所有的事。官员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模糊不清的地方,由自己决断。”
周氏道:“这不是好事?如此做,官员要做的事情就少了。”
陈与义苦笑:“以前一官就是一衙之主,只要不违了朝廷法底,尽依己意而为。一般政务,都可以安排手下的官吏去做,不必事事亲为。现在不同了,手下官吏有他们的职责,官员则有官员的职责,彻底分开来。如果官员不亲自做,就算为懒政,要受处分的!”
王宵猎的意思,是处理政务大多都有条例,条例是经过上面认可的。条例之内的,由各职能衙门处理,不必请示主官的意见。现实与条例有矛盾或者模糊不清的,则由主管判断。主官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判断行为。监察要监察官员的所有行为,这种模糊不清,怎么监察?
王宵猎前世,经常有人争论人治还是法治。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法治是先进的,人治是落后的,应该由人治为主,改为法治为主,甚至直就应该是法治。
这样认为是不对的。人生在世,各种各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人与人形成社会,社会上的事情更加数不清。人和社会,实际不可能完全被法规所规定。理论上的法治社会,实际上不需要官员,只需要一些如机械般的公务员就可以了。
哪些法治,哪些人治,实际上是由政权依照自己的执政观念所决定。典型如美国,一个人如果没有律师,实际上连法治是什么内容都不知道。而一些小的独裁国家,一切则由执政者来决定。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法治和人治都适度。而且这个适度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改变的。很多人认为应该法治,一是由于受到了社会舆论影响,再一个对官员的印象不佳。
官员不合格,应该处理不合格的问题。法治不到位,应该增强法治。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官员在政权中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在法规条例没有规定的时候,由官员决定。如果官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而不是只要没有条例规定,官员不必承担后果。对官员的监察,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陈与义烦恼的,是有了这种权力,对监察官员的要求非常高。
叹了品气,陈与义道:“按观察所说,真要执行下去的话,接下来的一两年内,会有非常多的官员受到处分。极端一点,大部分的官员都会被撤被贬,这可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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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之国 第1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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