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叁岁之前，我一直跟着外公外婆和小姨一起生活，母亲当时在沿海一个小城市上班，与我的联系只有厚厚的书信和一周一次的长途电话。我爸，还是叫他荀常志吧，他也在那边，在做一些小生意，但从不主动跟我联系。
    十叁岁之后，我升上了初二，身为教师的小姨开始频繁给母亲打电话催她，可能是她觉得小孩进入青春期不应该缺失父母的陪伴，于是在开学半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在这栋熟悉的小楼房里见到了阔别七八年，有些陌生的父母。
    “你又？”
    还是在这栋小楼房里，母亲吊高嗓门，难以置信地瞪了我一眼，却没再说下去。温暖粗糙的手忽然抽走，我看见她撑着太阳穴用力地揉了一下，嘴角绷直，颤动，像是遭受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
    胸口好像被人猛打了一拳，翻涌起阵阵心疼和愧疚，我手足无措地攥着母亲的手臂晃动，否认着：“没有，妈，我没有又去干什么！我是……我是彩票中奖！就是那个……那个福利彩票！福利彩票你知道吗？”
    我说得磕磕巴巴，又担心她真不信，心急火燎地去翻包里的文件袋，将厚厚一袋文件全部抽出来往茶几上铺，嘴里解释不停：“妈，你看这是中奖的票，这是房子的合同，这是我还清贷款银行给开的收据，还有这……”
    我拿到什么说什么，心里着急，连着嗓子也在冒烟。但母亲却只是呆愣地盯着茶几，像是在看我说的文件，又像是什么都没看见。
    最后一份文件放好，我双手紧扣在一起，绞得手指都微微发白。
    “妈？”我坐立难安地望着她，又叫了一声，声音怯怯的，有些怕。
    母亲依旧没动，眼神怔怔地望着满茶几的文件，然后缓慢地眨了一下眼。
    良久，她才抬手用力地抹了下眼睛。
    “茜茜啊。”我听见她叫着我的小名，嗓音有些哽咽。
    鼻腔里涌上一股酸意，我不受控制地红了眼眶，伸手去抓她的手，如释重负道：“妈，我终于还清了。”
    在知道我中奖金额之后，母亲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或者说刺激过度，可能是中年人经历的风波太多吧。她仍旧坐在沙发上，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然后拿着茶几上的文件缓慢认真地看着，像是要挨个挨个字检查一遍。
    我从包里摸出之前准备好的银行卡，踌躇地递了过去。
    “妈，我知道舅舅和小姨的钱你都帮我先还了，这几年我也没有多余的钱还你。这是你之前给我的卡，我在里面存了一笔钱……”
    我说着，视线忍不住垂下，愧疚爬满全身，让我不敢去看她。
    手里一轻，母亲很快接过了银行卡，我感觉到肩膀被温暖的手覆盖住，她轻柔地捏了捏我的肩头。
    “借条我早就烧了。”
    她嘴角噙着笑，顺手把银行卡和文件一起放回茶几上，然后转身再次看向我，有些浑浊的眼睛此刻闪着光，连带着镜片都隐约反光。
    “那接下来你准备干嘛？”母亲问。
    我这才想起自己回来的目的，凑近了去挽她的手臂。
    “妈，我打算给你和我爸一人再买一个分红的保险，然后你们离婚好不好？”
    自从十叁岁父母回到我身边不久，他们就开始闹离婚。
    一开始父母一起开了一家餐厅，因为荀常志做菜非常好吃，所以一度生意十分红火。但好景不长，很快他又开始沉迷赌博，整天不务正业。母亲为此跟他吵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打了起来，她额头上磕了一道长口，被邻居送到医院去了。
    那次闹得很大，小姨找人请了律师帮忙离婚。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沿海的时候，他们也经常打架，母亲头上两块缝合的痕迹都是荀常志打的。当时亲友和律师都劝说我，让我跟着荀常志，好好磨砺一下他。理所当然的我很害怕，但仍然同意了他们的话。
    可荀常志不同意离婚，也不同意分掉用母亲这些年在沿海赚钱修的小楼房，还扬言如果她想离婚，那就自己净身出户吧。
    结果也不知道是谁来劝和了，他们拉扯了小半个月，以母亲放弃离婚草草而终。但她也不继续和荀常志一起做生意了，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
    饭店没人操持，很快就开不下去，他便直接关门，然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换工作，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赌桌上。
    这种日子相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月，我参加了中考，成绩擦线过了隔壁市的国家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我便想去隔壁市读高中。没想到荀常志不同意，他觉得县里的省重点就挺好，因为我的成绩一进去就能拿奖学金。
    我们就这样吵起来，只是那会太小，我还不够明白荀常志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话也跟他差不多，一句顶着一句。很快，一耳光打下来，我被扇了一个趔趄，脸上的框架眼镜掉下来，镜架被打断了。
    母亲因为这个事情再次跟他大吵一架，两个人又闹到了离婚，但依旧因为荀常志的原因没有成功。
    我还是去读了隔壁市的国重点。
    我记得那是一堂的物理课，老师正在讲焦耳定律，教室门却忽然开了，小姨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
    我被直接带回了县里的医院，匆忙的病房里，母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浅色的外套上全是血，鲜红色的，深红色的，和已经干涸的灰红色交织在一起，触目惊心，让我一步都动不了。
    母亲后脑勺磕在楼梯上，一条五公分的口子，医生说再深点，人就没了。我害怕地杵在病房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次还是吵架。荀常志趁着母亲出差，把狐朋狗友带回家里赌博，结果他们打牌忘了时间。母亲一回家就看到乌烟瘴气的房子，当场就和他吵了起来，吵着吵着直接扭打起来，然后他一用力，母亲就摔在楼梯上。
    我在病床前守了一整夜，不敢睡，怕闭眼再出什么意外，直到确认母亲真的没事，才和小姨一起回家拿东西。家里到处都是玻璃碎片，是他们扭打时砸碎的药酒瓶和别的家具。我厌恶地将桌上的纸牌全部扔进垃圾桶，然后匆匆地拿了几件母亲换洗的衣服跟小姨出门。
    上车时，我在后车镜里看到荀常志正慢慢地往回走，他额头高高肿起了一块，太阳穴却凹进去了一个叁角形，红褐色，像血凝在了一起。
    应该是母亲打的，我心里闪过一丝高兴，带着恶意的痛快。
    母亲在医院住了一周，惊动了外公外婆，两个老人立刻赶来了医院，见自己女儿躺在病床上，气不打一处来。带着舅舅就一起去了我家，要跟荀常志要个说法。
    再见到荀常志，他半边脸仍旧肿着，太阳穴的伤口已经成了一块褐色的疤，像个瘤子似的，让他显得有些穷凶极恶。
    外公和舅舅没和他说上几句，便争吵起来。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老实人，难听话半天都憋不出一句，在荀常志那张巧舌如簧的嘴面前，脸都气红了才放出一句狠话。结果荀常志转身就冲进厨房拎出一把菜刀，指着外公和舅舅就说你们别想威胁我。
    太吓人了。我惊弓之鸟般紧捏着门把，不敢前进一步。阳光将那把晃动的菜刀反射出骇人的白光，落在现场每个人眼里，留下一片心惊。
    母亲被外公接回了老家，我跟着一起在乡下待了一周，被母亲强行送回学校。临走前我问她，能不能和荀常志离婚。母亲答应了。
    但，这次依旧没成功。
    他们分居了大半年，我因为惊吓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和荀常志讲话，也许是这个原因，又或者意识到我年龄渐长。在一个飘着小雪的冬天，荀常志忽然提着东西上门致歉。那之后母亲又搬回了家里，他们又像以前那样，分别住在家的两个卧室里。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他们似乎没再打过架。但母亲仍打过几次电话来说要离婚，之后一样都不了了之。
    荀常志仍然在打牌，不过换了个正经的出租车工作，比以前好一些，我和他的关系也终于稍稍缓和，回家的时候偶尔也会说几句话。
    这样的关系持续到我破产前。
    被母亲接回家后，我一直被高利贷骚扰，精神状态很差，和母亲也会暴起争吵。后来母亲发现我想出国去东南亚，便趁着我睡着收掉了我的手机和护照，然后把我反锁在家里。
    独自呆在家里没有事情做，长期的焦虑让我夜不能寐，干脆就大白天躺在卧室里蒙头狂睡。
    我记得当时睡得很迷糊，卧室门忽然被人拉开，紧跟着被套被掀开，一个巴掌重重地砸在了我脑袋上。
    我被这一下打的眼冒金星，下意识抱着头蜷缩起来，后背就立刻挨了一棍。火辣辣的疼从背心窜开，我像案板上鱼一般蹦起老高，然后接着挨第二下、第叁下、第四下……
    我不记得自己挨了多少下，也听不清荀常志到底说了什么，只记得昏暗中我哭着重复“我错了”，闪躲着求他不要再打了，但仍被摁住继续打。
    那是一根木棍做成的晾衣杆，表面还有些微粗糙的切口，落在身上就能擦出一条条细长的带血丝的红痕。然后这些红痕迭着红痕，青筋迭着青筋，那条晾衣杆终于断了，荀常志停了手，转身走出门。
    我仍旧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母亲是在晚上下班回家才发现我被打的，我依旧躺在床上，但已经没声了。后背四肢布满了斑驳肿胀的伤痕，左眼充血得像红眼病，是被那一巴掌扇的。
    我在床上躺了叁天，第四天才可以自己慢慢下床，母亲因此又跟他大吵了一架，她担心我被荀常志打出毛病，便紧急送我去了乡下外公外婆家。
    自此，我和荀常志再没说过几句话。
    “哎——”母亲长叹了一口气，手心覆在我挽住她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不是有养老保险吗？我再给他买个分红的！”我拧着眉急道：“家里也马上拆迁了，拆迁款分了你们就离婚。”
    母亲没说话，也没看我，只沉默地摇了摇头。
    我咬牙继续道：“那就把拆迁款全给他，那总会同意离婚吧。”
    “不能给你爸钱。”母亲一口否定。
    “那就买成房子，写我的名字给他住。”
    胸口凝着一团火，熊熊燃烧着，让他们离婚像是多年前就是我最想要办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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