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钱粮、天下利器，都掌握在人的手里，是朝廷管不住工者和商者？还是大明不是值得他们留恋的国家？
    谢阁老心生一股豪情，起身奏道：“皇上言之有理。是臣等失措。江南的工商业，目前以家族小作坊为主，作坊里都是家族的手艺人，更是专心研究工艺提升的匠人，这是好事儿。
    另有一部分大作坊，官办的，刻板没有活力。商人办的，除了大师傅，其余之人往往月俸偏低，维持一家温饱。江南本就自由发展这一百五十年，臣等建议，慢慢来即可，暂时不适合再给予更多自由。”
    皇上早和徐景珩了解到，实诚地点小脑袋。
    谢迁因为皇上和气的模样，心里一跳，当下就不再犹豫：“皇上，目前大明的匠人云集江南和北京。商人大体分为三大部分。
    晋商，因为盐业的开中法崛起，加上山西矿多，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徽商，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成化年间，徽商加入盐业竞争，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受到严重打击，三分天下。
    最后一个就是沿海，目前来看，以松江到宁波一带，从福建到广东一带。”
    “臣记得，正德三年，广东市舶司决定对藩属国贡舶实行抽分制，征收实物十分之三作为入口税，目前降为十分之二，依旧设置牙行，由当地官府指定的官牙当中介人，将余下货物作为民间贸易。
    广东商人之富裕，‘富甲天下’有名有实……”
    皇上只看着谢迁。
    谢迁愣怔片刻，一狠心：“晋商主要在于边贸，首先是和九边戍所的官军做粮食生意，换盐引等等特殊物资。然后是和蒙古后金走私交易……臣认为，不可不防……”
    皇上了解到，山西商人的宅子，气势、结实，从来不讲究好不好看，统一灰蒙蒙的，有一种压抑感。山西人发达后也不造假山假水，种花草树木，处处彰显权力、等级的森严，家长的权威，商号的肃穆、匠人的严谨。
    他们的家中窖银几千万两，堪比国库五年税收，“抠”。再有钱，也是老羊皮袍子、大馍馍夹大葱大蒜，死了以后在地窖里留大箱子元宝，只舍得花二两银子给自己买棺材——
    目前在徽商的刺激下，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就是筹办书院，开始追求仕途经济，争取在朝堂上有代言人。
    而徽州盐商，住宅修的园子一般，轻松、开阔、愉悦，千户生女当教曲，十里栽花当种田。商人和雅人集于一身，半商半儒，还鼻子特灵，南海市舶司一开，去南海的徽州人，有五六万。
    费阁老的看法是：“山西资源丰厚，且靠着边境，机遇也多。然而，太容易发的财，必然导致失去一部分东西。徽州人，臣记得有一首歌谣。”
    费阁老当场唱出来：“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溜。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扬州……”
    皇上听得欢喜。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山多岭众而人口稠密，穷则思变，和山西完全相反，老天爷夺取一些东西，补偿一些东西。
    气氛变得欢乐。
    毛阁老站起来：“说起扬州，臣有看法。大明开国至今，盐业上，最有价值的是淮盐引。朝廷规定，谁把粮食从江南运到西、北边界处，就能获得朝廷发放的淮盐引，大约三十斤粮食兑一份淮盐引，一转卖，就能获得大量盐利。
    陕西、山西距离边塞地区较近，陕商就近把粮食运过去，从而获得大量淮盐引。江南商人因此吃亏，江南距离边塞太远，粮食运输成本太高。
    到孝宗时期，一位户部尚书叶淇，认为此法对江南商人不公平，规定江南商人不用运粮食北上，交出银子即可兑换淮盐引……”
    除了皇上，在座的人都明白，叶淇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乃南直隶淮安人，是江南商人在朝廷的代言人。在座的南人，同出身浙江余姚的谢迁、王守仁，南直隶苏州毛澄，镇江杨一清，齐齐眉心一跳。
    山东人·毛纪特耿直：“臣查到，当时陕西、山西商人对这个规定意见非常大，但他们自认实力雄厚，一番折腾后，说那就去扬州卖盐，反正我们不缺钱。于是乎，成百上千的商人扎堆扬州，大约有一千家之多。
    发展至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陕商、晋商、徽商……”
    因为地理和文化风俗相近，陕商和晋商走到一起，一加一大于二。徽商在三角大战中处于劣势，但徽商属于南直隶，最懂扬州士人的心思，左儒右贾，不疾不徐，稳扎稳打。而且徽州与扬州近，各种物资可就近运往扬州。
    最吸引人关注的是，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江南文人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尤其注重学院学风，作为程朱故里，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严格督促子弟应试为官，江南文人称呼“儒商”，就是徽商。
    徽商会花钱，刮起来园林建筑大风，养活江南大批的花匠、瓦工、木工；喜欢灯红酒绿，于是扬州出现发达的戏曲和戏院；喜欢山珍海味，出现大量酒楼和名厨；喜欢悠闲，出现大量的茶馆和澡堂；喜欢逛妓院，妓~女又好打扮，扬州香粉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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