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节。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任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诺曼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时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旧。
    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们同在一个时间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没用了，我也同意。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说，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是埃里案件，特伦德说，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对过情况，但却没有追查下去；通讯中没有提到埃里，对吗？
    我并不指望通讯里会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个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讯联络信号就是不通过使馆的非法通讯信号。只要我们找到索妮妮信号，我们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们没找到索妮妮信号。
    你仍坚持认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怀疑你的判断？
    不。而且，现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伦德文雅地叹了一口气。
    但没有思想基础
    有，那是在中国。
    啊，对了，他低声说，中国余音很长。
    特伦德终究是个行家。我根本无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确实非常重视内部间谍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怀疑霍利斯是否确有证据以外，什么也没透露。
    我也没能从汉利那里打听出特伦德的结论，以后我再没提过这件事。我估计特伦德的报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写完的，最后的收尾工作是撒切尔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报告说，特伦德爵士得出结论，霍利斯不是苏联情报局的间谍。特伦德相信霍利斯是无辜的，而我却相信他有过背叛行为。这正如同样一个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财神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现在我意识到个人的看法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实才能揭开永恒的秘密。
    临近退休的几个月，我感到阵阵厌倦。我不知道应当留在英国继续战斗呢，还是赶紧脱身远走高飞？我的健康状况虽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记忆还是很好的。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同维克托开着车到他在剑桥的乡村别墅去。开口谈谈是多么艰难啊！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话在我心里，我在等待着倾诉。
    你打算以后怎么过？他问。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亚吧。我回答说。
    汽车在路上奔驰，两旁的沼泽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我已看见在远处的剑桥大学的尖顶了。
    过了一会，维克托说：你想让别人来说服你去？
    也许是这样。
    我愁眉苦脸，我又没有赢。英国情报部门开展了像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那样的运动，天主教已经让位于清教了。我所经历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了。
    彼得，你应该走，到那里去晒晒太阳，调节一下，养养身体。让别的人去烦恼吧！过去，你一个人一直都是在做三个人的工作。维克托说。
    汽车的引擎发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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