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是个失败者。他在剑桥时，曾被认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并注定要获得学术上的最大的荣誉，可后来人们发现他的论文里有大量的基本错误。他没有能够争取到奖学金，只得在海军部找了一个工作。他先在海军的一个雷达信号集团工作，后来当了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潜艇探测研究小组的组长。这是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御体系中最机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这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尤其对一个曾在青年时代大有希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剑桥大学时，沃森是一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在我所会见过的那些人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沃森描述为使徒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级传教士。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美妙的逻辑，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点使他入了迷。他像一个不得志的传教士被《圣经》所吸引一样，被《资本论》所深深吸引。他开始在他的朋友当中宣传他的教义，尤其当他那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希望渐渐淡漠之后。布伦特后来承认沃森曾向他传授过马克思主义。
    当我研究沃森的档案时，他离开剑桥的情况尤其令我感到惊奇;正好是在慕尼黑事件发生的时候离开。当时激进派对英国统治集团的对立情绪已高涨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一时期的所有特点都可以解释伯吉斯和菲尔比移向右倾的原因。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在一九五一年给怀特写了一封信，建议对沃森进行调查，由于他在三十年代同共产党关系密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维克托的建议从未被采纳过。后来沃森成功地通过了不少于三次的审查，也就没有人再提到他的政治背景了。
    我决定在同布伦特下一次的见面时从他嘴里诈出沃森这个名字。我知道要直接提出这件事是浪费时间，因此我准备列出一张所有已知的信徒的名单，其中包括沃森在内。我让布伦特挑出他认识的人的名字，或挑出他认为会使我感兴趣的名字来。他看了一遍名单，但并没有提到沃森。
    阿利斯特怎么样？我终于问他了。
    不，布伦特坚定地说，他跟这没有关系。
    该是与布伦特对质的时候了。我告诉他，他又一次在撒谎，他和我都知道沃森在剑桥时是他的好朋友和共产党伙伴。布伦特的面神经痉挛又发作了。是的，这是真的，他承认了。他们是朋友，他们仍然定期在信徒学会的晚餐会上见面。但他并没有招募他，据他所知，伯吉斯也没有招募他。
    他说阿利斯特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的生活道路完全选择错了。他是一个具有很大希望的人，但却一事无成，而他的大学朋友如布伦特本人以及图林，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图林的成就更是不朽的。
    我是拜倒在阿利斯特脚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布伦特告诉我。
    我想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你是知道的吧？我问。
    海军部，不是吗？
    你说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安东尼。你说你在跟我说实话
    布伦特一味地拨弄炉火。
    我永远不会是惠特克钱伯斯。他过了一会儿这么说。他指的是那个在五十年代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的著名美国共产党人，他供出了他的同伙的名字，包括阿尔杰希斯在内，并出席了国会委员会的一系列危言耸听的听证会。
    这太像麦卡锡主义了，他继续说，出卖，告发，政治迫害
    可是，安东尼，这就是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免予起诉的原因。这是你的抉择，你要是假装不知道，不愿意合作，就没有什么好处
    布伦特不吱声了。从一九三七年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他的压力却从来没有解除过。
    我想你要把侦破重点转移到阿利斯特身上。他最后说。
    我在一九六五年初，写了一篇关于沃森情况的长篇报告，建议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通过D 处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把报告呈交给霍利斯和琼斯。麦克唐纳是接替卡明的职务的。卡明最终意识到他坐不上副局长这把交椅，接着便退休了。麦克唐纳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过去在印度当过警察，喜欢第一流的烹饪和生活中的其他享受，不喜欢繁多的行政管理。他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可跟他在一起干工作也有翻脸的时候。
    五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后来在参加D 处三科的年度检查会时碰到了霍利斯和琼斯，我提到了这件事。我问，为什么不批准这次调查？起先，他们谈了一大通什么优先权哪，什么人力物力有限哪，等等。我提醒他们，D 处三科的工作任务就是找线索，如果D 处一科的能力有保障的话，他们就应利用D 处三科找出的线索来执行任务。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嫌疑犯的线索，可是此人还在享受着接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密的最高权利。我说，如果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就干脆完全撤销这个D 处三科。
    琼斯很明智。霍利斯却既暴躁又不愿承担责任。错误是发生在D 处这一层的。麦克唐纳同卡明办理交接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混了，没有给这个案子以优先权。霍利斯当场指示要把这个案子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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