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我试图让他打起精神来，但他坚信，霍利斯是为保护他自己而制造了整个事件，而我对此却又无能为力。对二十年间的艰苦奋斗、成绩卓著的报偿，却是背上一口惨遭解雇的黑锅，真令人心寒之至。他知道他的事业破灭了，并且，正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样，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被摧毁了。我从未见过有谁比那天夜晚离开办公室的阿瑟更为凄惨了。他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谢他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他环顾了办公室一眼，祝你走运，他说着，最后一次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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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阿瑟离开的时候，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我接管这个科时，它并没有像我所要求的那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我相信，如果军情五处要把三十年代的密谋查明白，三科应当起着一个中心作用。一个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反间谍机构，必须依赖自己的记忆力和使命感，缺乏这些东西，就会一事无成。可是军情五处在一九六四年时从叛逃者和已经坦白的间谍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互相矛盾，使军情五处无法承受。情报职业中一直有许多马马虎虎的结尾，档案室里堆积着大量的三十年代尚未解决的指控材料和未被证实的可疑材料，使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们需要对那个时代进行回顾，有效地积极地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进行审查。
    尽管有了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但是一直拖迟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对以前那些间谍的背景仍然了解得甚少， 这是令人费解的。 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在局内部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与此有着共鸣的是另一种类似的分裂：有些人认为苏联在三十年代的渗透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的渗透范围是相当大的，并认为维诺纳行动所提到的八个匿名人正是说明这一点的有力依据。整个五十年代末，双方紧张的关系随着霍利斯不断做出努力来压制阿瑟和我这样要求查明问题的人而日益激化。
    由于原因复杂，我们未能充分地抗击这一阴谋。简单地说，对两个最大的嫌疑犯菲尔比和布伦特的审查所获得的进展很小，再加上英国统治集团所怀有的那种恐惧心理，因此要保证在调查上作出一次巨大的努力是很困难的。叛逃事件发生时，许多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有联系的人早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显要人物了。向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提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一码事，而向一大批即将坐上常务副大臣的文职人员提出类似的问题则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说句心里话，这是一次意志衰退的表现。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这在五十年代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冒险行动。要进行一次毫无障碍的调查，军情五处不可避免地要亮出它手中的牌，所有反间谍机关都会碰到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这种矛盾在调查三十年代苏联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招募间谍的问题上显得尤其尖锐。我们想要会晤的人，大多数仍然是牛津和剑桥知识分子小帮派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必要对军情五处表示忠诚，也不用对我们的行动加以保密，有关我们活动的新闻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这是令人恐惧和不安的。军情五处的各届头头面对这种风险，是永远不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我们选择了秘密调查的方式，实际上公开调查是更有成效的。
    菲尔比的叛逃和布伦特、朗以及凯恩克罗斯的坦白，把许多保留的东西一扫而光， 可是害怕英国统治集团出现丑闻这一点仍与以前一样尖锐。霍利斯同意扩大D处三科，并交给它一项既简单而又战线漫长的任务;回到三十年代去，查找档案，以便能寻找出至今仍在活动的间谍的线索。对整个一代人进行审查，尽量清理出那些没有头绪的案件，首次为英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一个准确的历史。盖伊利德尔退休后，常常回到办公室来玩，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把他的这句话作为D 处三科的指导原则：
    我敢打赌，在以后的十年里所抓到的间谍，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已在档案室里有了档案和线索，你可以根据这些档案和线索
    我肯定地说得对。 我回想起霍顿， 他的妻子告发了他；回想起布莱克，想起狙击手早就提供的有关布莱克的线索，想到菲尔比，还有布伦特。这些都有证据存在，但没有进行不懈的追查。也许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我阅读了克劳斯富克斯档案之后获知，富克斯被捕后，军情五处发现他的名字、共产党员的背景、甚至他的党证号码都记录在被军情五处在战争结束时所没收的盖世太保的卷宗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负责审查富克斯的官员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一个名叫迈克尔索波尔的官员也对富克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档案里写道：富克斯一定是个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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