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 沈岱怎么会那么巧就被派去了余杭？借粮填仓的证据，怎么会如此轻易就落入了他人之手？京察期间一切从严, 吏部的官员又怎么敢配合沈榆消案？这一切都太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唐挽不知道筹划这一切的人是谁, 但是她可以确定，对方的目的，就是要让内阁分崩离析。
    “双瑞。”唐挽唤道。
    “公子，我在。”声音从窗根下传来。
    “备轿，去谢府。”唐挽道。
    “公子，这都已经二更了。”双瑞说道, “况且这大半夜的, 会不会太引人瞩目了？”
    唐挽挑唇：“对方都打到家门口了, 还有什么可藏的。明刀明枪, 跟他们干一场。”
    双瑞一顿, 立时道：“是，小的这就去安排。”
    元朗也还没有睡下。他披着竹青色的外袍，坐在乌木圈椅中，雪白的寝衣领口微敞，一身清冷萧瑟。烛光将他眼底的暗潮映得愈发明显，唐挽本已平静下来的心，也跟着起了波澜。
    元朗抬手按了按额角，一声叹息：“瑞芝怎会如此糊涂。”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先想办法保护瑞芝，”唐挽道，“另外，还可以顺着吏部杜运生这条线，查出幕后的主使。”
    吏部所牵涉的那些官员自然要查，元朗此时的心思却不在这里。他抬眸，望向唐挽：“如何保护？”
    帝国至高的权力就掌握在他们二人手中，想要保护一个人，有的是办法。可元朗偏偏这样问，语气寒凉，更有着三分无奈。
    两人相识太久。元朗神情中的细微变化，逃不过唐挽的眼睛。她只觉得心口一悬，颤着声音道：“难道你要放任不管么？”
    元朗起身，负手立在窗前，许久，说道：“人人都会犯错。你我也都曾为自己过失，付出代价。瑞芝何故例外呢？”
    “可现在是京察期间！一旦获罪便是一辈子的耻辱，连起复的机会也没有了，”唐挽仰头望着他的背影，急急说道，“况且学政改革正在紧要关头，稷下学宫的重建也迫在眉睫，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失去瑞芝！”
    元朗转过身，幽深的双眸望着唐挽。这个被百官称作“冷肃寡情”的谢阁老，也只有在她面前，终于展露出了眉宇间的无奈：“匡之，你要我怎么做？”
    救人的办法自然是有。不管是外放地方，还是寻个由头放于林下，只要让沈榆远离内阁，就无法成为弹劾的目标。等到京察的风声过去，再想个由头起复。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于新法的大局无碍。
    可真的无碍于新法么？从古至今的律法，不过是约束百姓的工具。官员、宗室、皇帝，都可凌驾于法律之外，享受平民未有的特权。这也是每一个王朝于废墟中兴起，却终又归于尘埃的根源。
    而新法的精髓，就在于无差别的平等。不论是官是民，但有过失，就该接受相应的惩罚。一个王朝不能承受两套制度，太阳底下，容不得特权。
    沈榆是内阁阁老，于新法的实施有着巨大的功劳。可难道因此，他就能够享有被赦免的特权么？重典之下，不乏同沈岱一样无辜的官员。他们的声音又有谁能听得见？
    唐挽恍然明白过来，这才是做局者的用心所在。内阁如果不保沈榆，就会失去一个的核心力量；可如果保了沈榆，就等于放弃了整个新法。
    唐挽的肩膀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虽说古来变法，未有不流血牺牲的。可她恼恨那些躲在阴沟里的小人，断送了她并肩战斗的同僚。
    元朗从身后环着她，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瑞芝今夜能来找你，说明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做。我们也该留给他最后的尊严。”
    唐挽双手握住元朗的手臂，深吸一口气，道：“元朗，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她转过身，直视着元朗的眼睛，眸光沉毅坚定：“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再考虑那么多了。对方在暗，只会耍些阴诡手段；我们在明，便以堂堂之师，与他们决个胜负！”
    元朗看着唐挽凛然的神情，心下慨叹，这便是他喜欢到骨子里的人啊。一颗赤诚之心，一身刚强傲骨；即便曾走过最黑暗处，却仍对光明报以忠诚。她的学识、格局、谈吐，无一处不吸引着他的目光。元朗忽然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将唐挽圈在身侧。这样的人，值得一个更加宽广的天地。
    建成四年的秋天，是一个多事之秋。
    八月，内阁阁老沈榆上书自陈，引出吏部在京察期间徇私枉法一案，牵连出一众涉案官员。沈阁老自此致仕。内阁再一次发起各部司的自查，期间又有七人遭遇拾遗，断送了前程。
    此事又在京城引发一番议论，其中一条与唐挽有关的阴谋论迅速崛起。人人都知道沈榆是谢党的核心力量，他此番遭遇弃市，等于卸去了谢阁老的一条臂膀。此事对谁最有利？当然是唐挽。不需要什么凭据来作证，唐挽的身份就是她的原罪。一时间人人都说，平时看上去和善可亲的唐阁老，才是最心狠手辣之人。
    唐挽却丝毫没有理会这些议论。她的全部心思，都在营造一个更大的局面。
    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十三道督察御史楚江奉命南下赈灾。民情尚可控，京城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骚乱。大庸的政权在北方，可多数的资源都出自南方。从南到北，每年几百万石的粮食，无数的丝绸盐铁，全靠着漕运维系。黄河决口后，从大宁到宿迁的一百八十里河水骤浅，江南粮船一概不能北上。京城的禄米要发，西北的鞑子要打。整个朝廷，瞬间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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