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若从小就比较大气，较能吃苦吃亏，她很少哭闹，而且颇为义气。培训学校下面有一个小卖部，很小的一个小卖部，一对儿老头儿老太长年在那里守摊。老头老太很谨慎，怕人家抢货似的，只在铁窗栏上挖一个小孔，从那个孔里递钱进去，再递要买的东西出来。那个时候，有一种一毛钱一包的野草莓，看上去黑黢黢的，而且颗粒很小，看上去很猥琐、也很脏，与今日达利园的梅子根本没法相比。一包里面一般就四五颗。文若手里但凡有老傅、杨柳给的两个毛票，她就颠一颠地跑到楼下去，趴在人家窗台上去，从小小的递东西的口子里，尽她所能地伸进手去，由于个子的原因，她常常需要很费力，才能够够着人家递出的野草莓。拿到手里后，她就三步两步地跑回楼上，对着她的伙伴们，一人一颗地发起来。那时的文若没有数量这个概念，有时候伙伴倒是人手一颗了，可她发现，她自己没有了，这个时候，她的搞法是：把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盛野莓的小塑料袋当众撕开，然后就着里面一层，当众开舔，舔上几舔后，她就满意地扔了袋子。有次一个五岁的小朋友要去抱她，结果失了手，杨柳妈抓抢不及，硬是眼睁睁看着文若从二楼顺着楼梯滚到了一楼，把杨柳妈和五岁小孩的母亲吓得面无人色。文若在一楼止住了，自己一声不吭地爬起来，拍了拍棉袄上的灰，一溜烟地跑出去，和外边的小孩又接着玩上了。杨柳妈追出去检查，就是脸上擦破了点皮。因为是冬天，她穿着厚厚的棉袄。文若身体素质还行，感冒之类通常比较少见。平常我们带得也不是十分精细。她偶尔吃多了，会发一种烧，医生说是食烧，吃点乳酶生就行了。吃了几次后，文若就爱上了，拿乳酶生当糖吃，常常嚷着要吃。有次半夜醒来，发现身旁的文若全身烫得厉害。我实在是困得很，就想：可能又是食烧，没什么的，天亮再说。于是接着睡，睡到天亮，发现这孩子脸烧得通红，于是才到楼下，找了个私人诊所。那医生说：这次确实是感冒引起的，得打针。打针这概念，文若是懂的，因为从出生到两岁，那什么预防接种的针，可没少打。但她还是皱了皱眉。诊所里有另一个小孩正打针，哇哇大叫着。医生指着眉头紧锁的文若，对那小孩说：“看！妹妹打针就从不哭！向妹妹学习，做一个坚强的小娃娃！”文若就真的一声不吭，打完针回到家，她对我说：“妈妈，我本来是要哭的，可是阿姨都夸奖我了，我就只好不哭了。”
    我和老傅相视一笑，老傅说：“杨柳同志，看见没有？赞美的力量是无穷的，对小孩都不例外！”
    我感叹说：“高处不胜寒呀！傅文若小朋友，你辛苦了！”
    这样的一个文若也难免有生出事来的时候，一次她一个人，趁杨柳妈一不留神，就溜到楼下二百米外的百货公司逛起商场来了。把杨柳老傅那个急呀，急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学校一老师说，你家外孙女好像在百货公司的嘛，怎么，没有大人跟着呀？老傅、杨柳跑去一看，可不是吗？她一个人站在那玩具柜台前。还振振有辞地说：“你们放心好了！老孙带我来过的，我知道回去的路！”
    一次去孙思家里作客，袁英说是三缺一，非让我陪几个女的打打麻将。就袁英认识的那些个专业麻将婆，我哪里能和她们玩到一处的，但为了给袁英面子，还得勉为其难。于是大人打麻将，几个小孩在麻将桌周围玩。一次不经意地抬眼，我发现文若正从床底摸东西，摸出来即往嘴里放，吃得砰砰作响，再看看其他小孩，也都在吃着。一看，原来是瓜子。这时袁英也发现了，她说：“不得了了！那是用来闹老鼠的、拌了老鼠药的！”我看看文若，她眨巴着眼睛，嘴皮都吃黑了。我让她张开嘴，嘴里还有几颗，尚未下咽，连忙掏了出来。然后问她一共吃了几颗。她想了想，开始掰手指，掰完说：“不多！手指没用完！”再问问袁英，她说是拌了鼠药，但是已经很久了，于是让每个小孩狠狠喝了两杯水，算是了事。
    这就是三岁前的傅文若的一些逸闻趣事。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傅文若，难免就会问起一些让人头疼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别的小孩可以同时和爸爸妈妈睡在一起，为什么我就不能。再比如，老孙为什么也是孙浩（孙思的儿子）的爸爸，他既是孙浩的爸爸，又是我的爸爸，为什么他老住孙浩他们家，不住我们家？又如，她会去我的枕头底下，翻出赵若怀的照片来，指着照片质问我说：“妈妈，这叔叔是谁呀？你怎么老看他呢？你不怕老孙生气吗？”
    次数多了，我还真有些吃不消了。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敷衍她说：“你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妈妈就告诉你，好不好？”
    九八年的冬天，孙思把运行了五年多的货船改了版，改成了滚装船。这一改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我和孙思而言，可以这么说，有了那滚装船，等于我们已经跻身了富人的行列。当然了，这一改版行为，绝不是一件易事，那里面有我和孙思这几年下来的大部分收入，有吴叔、孙姨的出资，甚至还有少部分贷款。但孙思坚持认为，这是值得的！是正确的抉择！鉴于我和孙思特殊的关系，我没敢把所有的家当投到那船上去，而是有所保留。我深知狡兔三窟的道理。所以我和孙思改了协议，在新的滚装船上，我只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九九年三月，晁建阳去了渝都从事房产开发。他邀我一同去渝都，还在他下面接工程做。考虑到江城尚有运行良好的餐厅和学校，考虑到我和布谷的合伙状态，我以还有两个工地尚未完工为由，婉言谢绝了。哪知到了五月，布谷的工作突然变动了，他被调去了渝都，进了市政府办公室。我揣测了布谷嫂子的潜意识，决定解散合伙关系。于是转让了中餐厅和一个火锅店，把属于布谷的那一半股份，以现金的方式兑现给了布谷嫂子。
    已经到渝都上任的布谷打电话慰我说：等他在渝都站稳脚跟，我可以考虑去渝都发展。他说就算不合作，他也会尽他所能地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