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礼制”的本质是“世卿世袭世禄”，那么“法制”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法制的本质，是通过“好利恶害”的人性，来建立新的稳固秩序。

    “好利恶害”，这是齐国名相「管仲」提出的观点。

    管仲曾经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有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商君卫鞅也提出他的观点：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这即是法制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依据，即通过制定相关的刑律，让国民自己“趋利避害”、避免去犯罪，人人遵纪守法，以建立新的稳定的国家秩序——它是具有一定强制意味的，但法律诞生的目的，却并非是为了惩罚国民，而是为了约束国民的行为，确立稳定的新秩序。

    一旦确定了新的秩序，一切就能“有法可依”——因此为了使世人遵纪守法，法家的法令主张（尽可能的）公平与公正，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法律的权威，因为一旦法律丧失权威，以法制创建的新秩序将彻底崩溃。

    反对礼制，提倡法制，不法古，不循今，与时俱进，这即是法家思想的根本，也是《李悝法》所提倡的根本之一。

    在此基础上，《李悝法》又确定了“食有劳而禄有功”、“赏必行，罚必当”的基本准则。

    顾名思义，即「使付出辛劳的人得到食物，使有功劳的人能得到俸禄与赏赐」，这一项，即是《李悝法》对贵族世袭制度冲击最大的地方，也是魏国在三家分晋后的初期能迅速强大，吸引天下各国人才纷纷涌到魏国的最根本的原因——夺淫民（无功无劳者）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除此之外，《李悝法》还主张“重农抑商”，提出“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

    尽地力，即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

    而“善平籴”，即《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政府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贾压价伤农；在灾年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贾抬价伤民，杜绝“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

    总而言之，《李悝法》，也就是李悝在位期间推行的魏国法令，的确是当时全面而又完善的，哪怕是如今，其实也并未落后。

    足足一个大半个时辰左右，赵王何这才讲述完他对《李悝法》的心得。

    其实这长达一个半时辰的讲述，总结下来只有寥寥几个字：李悝法，好！

    当然，赵王何也讲解了《李悝法》究竟好在哪里，至少蒙仲听了之后是认同的。

    继《李悝法》之后，赵王何又向蒙仲讲述了他对《商君法》的心得。

    《商君法》，即商君卫鞅在秦国担任国相时推行的法令，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李悝编纂《法经》，但是，《商君法》与《李悝法》却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区别，即「军功爵制」。

    说起来，事实上《李悝法》中就有类似的法令规定，即「兴功惧暴」，即鼓励国民立战功，使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但《李悝法》的鼓励军功，只是给予有功之士相应的钱物、田地赏赐，而《商君法》的军功爵制，却是将军功与名爵联系在一起——这是「名田制」的雏形。【PS：名田制的雏形，即是军功爵制，汉朝的名田制，就是沿用于秦朝的名田制。但对于苛刻的秦法，汉朝的法令要宽松地多，可能是因为刘邦出身低贱，深知民间疾苦吧。】

    而除了「军功爵制」，商君法又加强了“连坐（处罚）”。

    所谓连坐，即使本人未实施犯罪行为，但因与犯罪者有某种关系而受牵连入罪，事实上这项惩罚，早在夏周时期就已出现，但商鞅却是第一个专门给“连坐”立法的人，这也是秦国的政策被成为“暴政”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实在太苛刻、太残暴。

    而始作俑者的商君卫鞅，自己最后也死在这条规定上——秦惠王上位后，得罪了这位君主（其实是得罪了太多的秦国贵族）的商君卫鞅，从秦国逃亡，可沿途却没有一个秦人敢收留卫鞅，因为这些人都害怕受到连坐的处罚，以至于卫鞅最终被秦国军队抓捕。

    更惨的是，非但卫鞅自己死后还要在秦都咸阳被当众五马分尸，就连他的家人，亦因为连坐法，而被全部诛杀。

    足足聊了两个时辰左右，蒙仲见时候也差不多了，便询问赵王何道：“君上，您认为我赵国要强大，当前应该怎么做呢？”

    赵王何回答道：“合纵抗秦。”

    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正确的主张，毕竟齐国现如今已经被赵国打趴下了，赵国的敌人就只有秦国，只要击败秦国，赵国就能称霸中原。

    于是蒙仲又问道：“君上，以您看来，赵国若与秦国争战，有几分胜算？”

    听闻此言，赵王何陷入了沉思，半响后这才说道：“大概……三成吧？”

    蒙仲略有些意外地看了眼赵王何，好奇说道：“失去的两成胜算是？”

    “秦国的「军功爵制」。”赵王何正色说道。

    蒙仲点了点头，他认为，在刨除掉邦交方面的因此，单单比较秦国与赵国自身的强弱，秦国的军功爵制，确实是赵国无法匹敌的。

    兼之重赏、重罚的军功爵制，使得秦国的士卒个个悍不畏死，以至于就沿用李悝法的魏国，都被秦国打喘不过气来，更何况是赵国呢？

    要知道，李悝变法后的魏国，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都摆脱了“世卿世袭世禄”带来的隐患，使国家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与金钱，用于军队。

    可即便如此，魏国的军队还是很难击败秦国军队，一方面有将领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相关制度的面向性——魏国武卒的制度，只是针对魏国一部分士卒，也就是精锐军队；而秦国军功爵制，却是面向全部秦国士卒甚至是平民、奴隶。

    一个秦人打不过魏武卒，那么十个呢？

    在军功爵制下，秦国有着源源不断的兵源，所有的秦卒，作战士气与勇悍程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而魏国的魏武卒，却不能代表魏国所有的军队。

    这就导致魏武卒虽然单个能力优秀于秦卒，但就整体而言，却无法彻底击败秦军。

    除非魏国将所有的军队都打造成魏武卒——但这个花费，相信是魏国也承受不起的。

    既然连魏国都难以抗衡秦国，赵国的制度就更不必多说了。

    继魏相李悝变法后，齐相邹忌、韩相申不害、楚相吴起等纷纷在本国施行改革，罢黜礼制，确定法制，废除“世卿世袭世禄”，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唯独赵国，至今都没有施行这方面相关改革——虽然赵主父推行了胡服骑射改革，但这项革新，并没有涉及到“世卿世袭世禄”的根本问题。

    “……臣觉得，法令制度落后于当世，这或许才是赵国不敌于秦国的最大原因。”

    蒙仲故意引导着话题。

    “卿的意思是……变法？”

    赵王何愣了愣，旋即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继而深深看了一眼蒙仲。

    那目光，让蒙仲隐隐有种错觉。

    仿佛，对面并非是一位素来养尊处优、且仅仅只有十六岁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