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从很早开始便是淮南都督府一项土地政令的备案，此前之所以不颁行，也不是怯于乡宗势力的反扑，而是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此前的淮南都督府，本身便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人丁，而且拥有着极为发达的商贸系统，屯田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对于资源的调动和控制要更加有效率，立足于此供养多达十数万的军队。

    至于在关中问题上旧事重提，就在于关中形势本就纷杂混乱，无论胡汉生民能够安于生产者不过十之一二，生产秩序几近无存。未来就算王师入主关中，如果不能将那些强梁武装拆分瓦解，即便一时臣服，也只是一个随时又会复发作乱的毒瘤。

    “关中民情，乏于教化，勇于私斗，唯以田亩各付小民，使其衣食俱有仰仗，方可再论征发戈事。”

    好勇斗狠，桀骜不驯，与其说是性情使然，不如说是一种迫于现实无奈的选择。所以沈哲子才要选择这种更加触及根本的方式，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

    “可是那些乡户乡势盘结年久，纵然怯于王师一时鼎盛伏低，可若只是单凭行台法度、虚荣羁縻，也实在很难完全消除他们深植在怀的逆反之想。”

    杜赫本就是关中大族出身，对于这些关中豪强们的心理了解要更加透彻。关中民风彪悍，而那些豪强们恃此乡情，无论汉赵又或石赵，虽然也都短暂统治过关中，但也并没有打破这种局面。

    就拿杜赫来说，他家就是因为见恶于汉赵刘氏，虽然家业被摧毁，但杜赫还是逃出来南投江表，如今俨然已成行台高官。

    虽然能如杜赫这种际遇者少之又少，但关中那些豪强士人们才力也都不容小觑。

    若是不能让他们完全折服，即便是剥夺一切的土地、私曲等资本，他们也未必甘心就此俯首成为王道顺民，或者投入各方杂胡部族中，借兵借势的作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选择这么做，也会令局势长久混乱，不能平复。

    “乡士常怀幽怨，这也诚是一患。大军恫吓之余，各种教化事宜也都不可懈怠。”

    讲到这里，沈哲子便望向同在席中的江虨，开口问道：“思玄于此又有什么看法？”

    江虨目下官居大将军府军祭酒并行台仪曹尚书，这也是目下行台官员得于重用的表现之一，台、府共职。

    若是只有台职而无府职，则就表示其人虽然才具可用，但还远远称不上是大将军的亲信属员。而若只有府职却无台职，则就表示这个人虽然与大将军关系不浅，但在能力和资历方面却还有欠缺。

    当然这种标准都是上升到一定层面才会体现出来，对于寻常人而言，无论台事、府事，只要能够得任一端便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江虨虽然挂职大将军府，但主要任务还是主管行台各种文宣教令，甚至其人所担任的仪曹连一些乡祀事务都在管理之内。譬如沈哲子早年吹捧抬举自家祖宗为武康山神，若是得不到仪曹的认可，便是乱礼淫祀，必须予以捣毁禁绝。

    换言之如果这是一个香火成圣的道法世界，你能不能封神做圣便要看江虨的脸色。

    “关中士民豪强群立，若欲求于久治，也不可一概以论。德誉、勇力、悍众，所恃者各不相同，也该因此细作审辨，各作化解。”

    对于这个问题，江虨也是思忖良久，此时得于陈词，当即便将诸多策略一一讲述起来。

    关中豪强诸多，其各自成分、种类也不相同，譬如土生当地的豪强如京兆韦、杜之类，外部涌入的强悍军头如此前被覆灭的太原郭氏，还有就是那些杂胡酋帅之类。

    对于这些目标，行台整体上的态度自然是军事上的猛烈打击，通过武力将各方压服。但是事后的消化与治理，便就需要有差别对待。

    江虨虽然是挂名的大将军府军师谋士，但是提出的策略与军事关系反而不大。他所擅长的主要还是文教宣传、把控舆论，所以在这方面也都多有计划。

    “关中久乱，士庶杂居，华夷同流，是以礼章无存，王道难昌。若想明于伦理秩序，泾渭分流势在必行。宜广选谱学时流，将关陇之内诸多华族旧户甄别列选，整编《关陇门第考》，遍告域中华族宗户，彰其祖宗旧德事迹，因此有别犬戎丑类。”

    跟随在大将军麾下年久，江虨对于这种发动人民群众自发区别分类、排斥异己的手段已经非常熟练。挖掘那些关陇门户家声旧事，以唤醒他们血脉之中那一份已经渐有淡忘的荣耀，将华夷之别再次强调起来。

    “至于那些杂胡夷狄之众，各自本就悖礼少文，更难以诗书经义教化。各自部族源流，虽然乏甚信史序列，但也多口耳蛮夷相传溯源。此类戎狄邪说，虽然只是荒诞，但于胡众之内也都都有信徒。因此宣布教化时，也不妨稍采这些蛮夷杂说，稍作经义附会，予其诗书礼法渊源……”

    沈哲子原本只是含笑倾听江虨的讲述，可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脸色已是微微一变，抬手打断江虨的陈述，继而便垂首思忖片刻，而后才又说道：“讲得详细一些。”

    于是江虨便又将思路稍作整理，就此发散阐述。这一条针对那些杂胡的策略，大体就是整理那些杂胡部族们本身一些古迹传说，加以整理加工，埋入一些汉化精髓的理论，以此让那些杂胡们深信不疑。

    在座其他人听到江虨这一番陈述，大多还没有什么感触，只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虽然不会有大效果、但却也不会坏事、无伤大雅的策略。

    可是沈哲子对此却颇为重视，并且对于江虨居然能够想到这一节而深感欣慰，这意味着江虨最起码在宣教、舆论方面的才能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国士级别。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这种叩问哲学根本的问题，看起来像是一种无病呻吟、没有意义的呓语。但是一个人的所有观念、意识都立足于此，人的所有行为及价值取舍都受此支配。

    譬如后世一个年轻人，哪怕没有经历历史上某些屈辱年代，但每当念及于此，仍然深感悲愤痛恨。因为他是发自肺腑的认同这个出身，认同这个民族，任何施加于这个民族之上的苦难，他都感同身受。

    江虨这一条策略，如果运用得宜，可以说是高等文明向低等文明入侵的更高一级的手段。杂胡素无信史，但也各有其部族来源的传说，并因此衍生出各种信仰崇拜。这些深入到观念中的认知，是很难通过暴力去摧毁的。

    暴虐如同羯国石虎并其他一些胡族政权，都要仰仗佛教这一外传蕃教来消弭整合这种观念上的冲突。

    而江虨所提出的这一方法，相对而言要更巧妙的多，并不是树立一套新的信仰学说，而是通过改变原本就存在的信仰对象来达成意图。

    “为门第定考，助杂胡治史”，针对关中问题，江虨所提出来的诸多策略大体可以归结为此。当然，助杂胡治史这一项还有待商榷，杂胡本就乏甚史传，落实在实际上，无非是承认他们当下所崇拜信仰的一些目标，然后再将这些目标加以汉化装扮，从而达到影响人观念的意图。

    这么讲还是有些笼统，后世某个时期，整个世界涌出一股所谓汉学风潮，诸多蜚声国际学术大家针对华夏历史展开诸多研究，并且著述颇多。

    当然不排除这些人出于对文明传承的景仰或是学术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论证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而后世一些年轻人们在没有深厚学养基础和丰富社会阅历之前，接触到这些已经被加工涂抹的历史观点，就会无可避免出现认知偏差，认为事实本就如此。

    一个信史传承如此完整且丰富的民族，在面对这种涂抹扭曲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更何况那些本就乏甚治史传统的杂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这一条“助杂胡治史”，在沈哲子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打压那些杂胡上层精英的手段。表面上看来是通过一些鬼神祭祀，来加强这些胡虏部族凝聚力，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信仰上的感召、观念上的改变打破这些部族酋长在人身上对部众们所施加的绝对控制。

    虽然这一条策略短期内难收奇效，但若长久保持下去，效果绝对不会弱。而受此启发，沈哲子也确定了他之后在处理胡虏问题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无史则不为族。

    换言之，日后那些边野胡虏就算是想要归降行台，则必须要有一个确凿可追的渊源传承，才会被当作一个部族来对待。否则便只能当作杂胡流人，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树立起一个正统与邪异的概念区别，给他们各自提供一个内斗的理由和动力，未来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个泛区域的朝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