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期作东海郡守，世乱，令曰：夜不得私行。吏系得一夜行人。王问：“何处来？”云：“自师家受业还，不觉日晚。”吏曰：“鞭乎？”王曰：“鞭挞书生以立威名，恐非致治之本。”释之，并令吏护送其归家。

    再好的设想，执行力才是关键。坐言而起行，是沈哲子一贯的风格。当基本的章程规划下来之后，便开始组织人力挑选素材，开始编写，每成一篇，便在楼内传阅起来。

    王承作为中兴第一名士，被传颂下来的事迹很多，编写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

    其实殷浩说的话是对的，但凡理论，怎么可能没有立场、不置臧否。如果没有立场，混淆了是非，话说再多都是废话。譬如刚刚书成的这一篇，便符合时下主流的价值观，法可权变，令从简约，面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如果义释书生是对的，法令对不对？鞭挞书生不是致治之本，那么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么？

    沈哲子接过这一篇略作思忖之后，将王承的话作出了些许修改：书生奉师从礼，漏夜私行违禁。礼令相冲，孰为轻重？吾从于礼。

    这种事情发生已经在多年之前，到底当时王承说了什么，哪怕是他的儿子王述都不清楚。而沈哲子这么一修改，王承的话已经不再是什么荒诞不经的致治之本之类，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礼法出现冲突时，孰轻孰重？更该依从于哪一个？王承选择了从礼而行，至于阅者那就各有体会。

    这样一来，便把禁令的意义给加重了，不再是当面对“书生”这个身份时提都不需要提的东西。

    好的引导，不是给人强加一个道德命题的结果，而是要启发人自己去思考。唾手可得的东西，无论是钱财还是美色，乃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权柄，都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珍惜。往往开国的君王比较英明，而后继者每每有昏聩，因为这权力是他命里带来，没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便也不懂得尊重。

    当沈哲子修改的时候，王述便坐在他旁边，看到他修改的结果之后，便说道：“驸马笔调，近似循吏。”

    循吏这一个词，虽然带了一个“吏”，但重点还是“循”，是一个美称。司马迁《史记》有“循吏列传”，多记载当时名臣，后世援之。

    沈哲子闻言后便笑了笑，将两份文篇摆在王述面前，笑语问道：“那么蓝田侯认为，这两种笔法，何者为优？”

    王述听到这话后，不免愣了一愣，略作沉吟后才回答道：“为家而计当择驸马，为父而计应取于前。只是依我来看，此事本不足述。”

    听到王述的回答，沈哲子便哈哈一笑，将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递给旁人传阅，而原本那一篇则扫入了废纸堆中。

    “蓝田侯真有洞见，我要助你居显。非为示恩，只是阁下更能胜任而已。”

    前一篇重点在于人，将王承描述为一个通达简约的名士。而沈哲子这一篇则由人退回了事，虽然是同一件事，但因为理由不同，王承便成为了一位良臣。王述所言不足述，则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士族滥用权力的一个证明。

    单单这个回答就能看得出王述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不从于俗的人。当然这并不能意味着王述就能一定为他所用，但沈哲子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打压异己，终究还是希望能够对世道有益。

    王述在听到沈哲子这话后，精神也是一振。他只是不好议论而已，又不是真的痴愚。而且他家本就是中朝旧望，反而并不需要像谢尚有那么深的门户之见。只要能有一个机会活跃在时局，便能获得一个长望打算的基础。

    “驸马任于赏鉴，所论或是公计。但若得善助，述仍要敬拜答谢！门窄庭闲，少人关顾，虽有不惧冗旅之念，但却殊少自谋之才。”

    王述言辞恳切说道，他连中兵属这样的卑职都要担任，人生可谓将到谷底，所以任何一份提携于他而言都是珍贵。

    “言既有出，必有回响，蓝田侯且静待佳音。”

    沈哲子又笑着说道，他就算有提携王述的想法，也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和一个合适的位置。

    正在这时候，楼下有家人匆匆行上来，将一份折叠起来的便笺呈送上来。

    沈哲子展开这便笺略一浏览，当即便是会心一笑，这便笺上内容是：恭呈米千斛、钱六万，共作盛举，以资耗用。

    在这个年代，修书是一件很耗钱粮的事情。一方面咨询太少，搜罗不易。另一方面笔墨纸砚在时下也是价格非常高昂的奢侈文具用品，等闲人家消耗不起。也正因此，甚至不乏有类似陈寿借修史而勒索人的传闻。这种事真假且不论，从另一个侧面而言，也反映了修书的消耗。

    要编成这样一本《世说新语》，短时间内肯定是不够的。这当中消耗的纸笔之类且不论，单单大量人成天聚在沈园总要管饭，酒水饭菜的供应就不是一个小数额。

    不过这些消耗对沈哲子而言都是小事，不值一提。他也没有想过要借这种文化盛事来牟利，但钱财还是很快送上门来。

    何人会来送礼，不问可知。因为不以良史自居，所以这本未成型的《世说新语》笔法上可操作的空间更大。谁不想自家的祖宗形象被描写的更鲜活通达一些，有这样的投献也属正常。

    但这本书是沈哲子第一次主持文化上的盛事，也是围绕沈园摘星楼的第一个样板工程，绝无可能会因财货而让这件事一开始就埋下被人诟病的隐患。所以他想都不想便将这份便笺撕得粉碎，但也并不追究是何人所为。

    大凡事情最开始总是最活跃，众人的热情都被撩拨的极高，哪怕已经到了深夜，仍然少人离去。甚至由于摘星楼上悬挂的赋文在都中传扬开，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此。

    为了给执笔者提供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沈哲子将他们安置在了六楼。至于楼下则是通宵达旦的宴饮欢庆，众人都在兴致盎然讨论自己所知的中兴旧事。有专人在这里将众人所言之事记录下来，再呈送到楼上供人选取润色。

    这样热烈的气氛一直持续了数日都有增无减，甚至有许多人从入了沈园摘星楼后便一直没有离开过。摘星楼外的赋文在悬挂几天之后也撤了下来，换上了已经编写出的一部分《世说新语》篇章。

    最先被写成的这些篇章，大多是王承、卫玠、周顗等这一个等级的名士，一方面名气最大，事迹最多，另一方面人已经死了，不在其位，笔法可以更加放开。

    至于江左八达和江东顾荣、纪瞻等，还要排在后面。至于王导、温峤之类，因为居在位中不好放言絮叨，而王敦这样的逆臣则又不好书写，所以也没有在一开始便写。

    但即便是如此，这一股风潮在都中还是越酿越大，许多名士雅迹也都不再只限于小圈子的传播，关于中兴名士的议论和赏评，一时间霸占了主流的舆论。

    当然，沈哲子也并没有举一事而废一事，像是原本的迁葬之事，也正式提上了日程。在端午节之前，挑选一个良辰吉日，在城北武平陵附近摆起一个招魂仪式，同时邀请宗王们并台中诸公到场，正式开始迁葬事宜。

    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酝酿良久，加上后续计划的加持，所以到了这一天，都内几乎是合城出动，万人空巷，往武平陵去观赏招魂仪式。甚至于台城都因此放假一天，虽然并不明令台臣们必须到场，但仍然有大量的台臣出席。规模之大，堪比国丧。

    这仪式倒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是一群人各自登台念诵悼文，然后再做一些鬼神百戏观赏一番。说到底，追思逝者更多的还是以情感动生者。

    沈哲子作为最开始的倡议者，加上台中并没有明确指定台臣主持，所以便自然成了主持者。大概是为了有所回避，今日到场的台辅并不多，只有一个温峤而已。

    仪式行进过半，温峤将沈哲子唤到了面前来，指着周遭那些如潮的人群笑语道：“都中纷杂经久，已经许久不见如此同情同伤的场面了。维周你在这个年纪便能运筹如许大事，情达于众，足可自傲了。”

    “若无台内诸公首肯，晚辈这一番倡议，不过流于妄诞罢了。还是长辈垂幸提携，遂使小子有成名之地啊！”

    沈哲子笑着回了一句。

    温峤听到这话，却是嘿然一笑：“你自己难道不清楚自己有多惹厌？旁人也是闲居，或作明志，或为养望，从来没人如你这般有许多手段！台中不答应，你就肯罢休？我不信那所谓高楼悬书的《世说新语》是你偶发兴致，假使台中再有拖延不决，被你再抢一筹，届时物议蜂涌，脸面有多难看！”

    “你自己这里手段频出，前次见面还敢放言自己非是兴乱之人？沈士居与我也是旧识，虽有深谋，平素却不多言，怎么就养出来你这样一个好动的儿子！维周，你也是将要入台的人，要体谅中枢决事的难处，不要再勤于操持物议、摆弄人情了。待到来日你居此位，或能明白三公的忧愁啊！”

    三公的忧愁，沈哲子也能有体会，维持稳定最重要。自己在这里搞风搞雨，让都中物议沸腾如同沸汤，这何尝不是在冲击台辅重臣在时局中的话语权。温峤言到自己惹厌，沈哲子倒是清楚得很，换了是他在其位，面对太过跳脱的人肯定也是不满。

    “温公教诲的是，晚辈以后定要谨慎自持。以往多有视听不清，总有太多遐思，凡有所感，勇进敢当，不敢避趋安闲，唯恐负于众望。所谋终浅，未略三公之忧，实在当责。”

    “罢了，我也是一时絮言，不必作准。说实话，若能以身作鞭，驱策世情大步向前，这也是我曾经向往的境界啊。只不过人性多苟合，难免轻异端。人皆懒躺，唯你奋取，即便彼此无伤，也要对你有所怨视。这是年轻人当有的锐气，我若是用老朽平庸之腐言来规劝，反而玷污了你的品质。”

    温峤也确是将沈哲子当作一个值得提携的后进晚辈来看待，每每坐谈虽有规劝，但也不乏勉励。除了确有受惠于沈哲子之外，也确实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所追求而不达的特质。

    顿了一顿之后，温峤又说道：“你那高楼悬文之举，确是一桩巧思。时人或有所薄，多是庶论不足为凭，这只是一些闲言，也毋须在意。只是所悬文篇一定要有精选，止于词丽即可，切勿授人太多话柄。”

    听到温峤的提醒，沈哲子也不禁感慨时人的敏察，自己那里经营起来不过只有几天时间，类似温峤这种重臣对于后续的发展已经有所洞见。

    说起来，他这么做本身也就是在踩线，如果止于文赋风流，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但如果敢涉于学术政治，有将话语权下于群庶的趋势，即刻就会招致疯狂的打压。

    “温公所教，铭记于心。学礼义论，我自己尚且懵懂，又怎么敢妄作标榜。风月雅趣，前人已是至极，我不想蹈于旧迹，自然要别出机杼。适可而止，哪敢妄进。”

    沈哲子那种危险的想法，哪怕在面对温峤的时候也不能随便透露。他即便是手拿着传承几千年的文明之种，但是眼下并没有供其生长的土壤，那就勤挥锄头松松土，把基础先铺垫起来。

    “你自然是有分寸的，这一点我倒不担心。”

    讲到这里，温峤话音一转，然后又说道：“稍后你来我家，我跟你讲一讲当年冀州旧事。刘司空俊迈绝伦，在北地苦心维艰，其人其事，足堪举世所颂。既然要作世说之言，岂能落于人后！”

    沈哲子闻言后也点头道：“温公请放心，司空旧事非如椽大笔，不敢轻论。即便温公不提，来日也要登府请教。擎国之柱，小子岂敢私作春秋详略，还要请温公壮笔润墨，慨然作论。”

    温峤对刘琨的感情那是毋庸置疑，那是一种亦师亦父的孺慕之情。听到沈哲子言中对刘琨的推崇，他也是老怀大慰，笑语道：“虽然是你们年轻人戏作《世说》，但若能让司空为世所知，我这老朽也不妨稍作轻狂。待到书成之日，不妨也悬于你家楼外，要让江表人众一观，老拙之笔自有幽深，能作绚烂者岂独沈家小儿！”

    沈哲子闻言后不免汗然，只能说道：“温公勤政懒于词巧，否则哪有小子扬名之地。”

    温峤当然是戏言，凭他的身份也不至于要跟一个小辈互较文风长短。而且，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已经不必再做什么引人瞩目的事情来邀取人望，能够允许让沈哲子将其文悬楼，已经是一份提携，为此造势。

    略过这一节，温峤脸上闪过一丝羞涩，左右观望片刻然后示意沈哲子再往前凑一点，低语道：“安期、伯仁之后，不知道何人篇章为继？”

    看到温峤略显羞涩的老脸，沈哲子脸色不禁变得古怪起来，看来这一位老先生对排位也是执念深重的很啊。想想也是有迹可循，诚然温峤过江来便声名鹊起，但向来被人目作第二流的翘楚，难免会有幽怨。

    《世说新语》虽然还未完全书成，但声势已经一时无两，在王承、卫玠等人已经被撰写过之后，谁能承接上去，便不啻于一等后继。

    看到沈哲子略显怪异的眼神，温峤便忍不住老脸一红，开口道：“人性本不相同，又非尽是寡欲。太保素以与安期、千里共游为美，老夫何能免俗？往年不能把材质完全显露出来，这是我的遗憾。如今又是历事经年，每有暗度，我是不及王安期通达，不及邓伯道清整，不及卞望之峰岠。但唯真粹不屈一点，应该要在戴若思之前，高过谢幼舆一线吧。”

    听到温峤对自己的评价，沈哲子不免也有感慨，看来这位老先生养病期间没有少琢磨这件事啊，对于自己的位置安排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定位。他也自认不如王承、邓攸和卞壸这样的人，但是要比戴渊强，险胜谢鲲。

    老实说，在沈哲子看来，单从时局而论，温峤其实完全不逊于他所列举的这几人，甚至要远远胜出，单单稳定江东、功存社稷这一点，此公便应是两晋之交第一等的名臣，远胜过那些只有通达雅趣可取的名士。

    “温公何以自薄，譬如盛世锦缎，荒年糙米，色调不一，所用殊途，实在难于共论。于我而言，安期、千里可做暇游共乐，神清意畅。而温公材质，才是真正值得言效迹从，无愧苍生。”